他们从车里出来，然后穿过树林，以及散落了很多断落树干的地方，庄义文感觉到安娜在他身边，很渺小，他意识这是他的合伙人，或者是他目前合作的搭档。
搭档？
他比较喜欢这个词，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一个搭档。
于是他开始在心里计算贰百元的百分十六是多少，算来算去，他发现自己好像并不会计算这样的问题。
安娜直接走到最近的那张桌子旁边，和其他人一样把信封放进一个盒子里，那个盒子留的缝隙刚刚只够放进一个信封的小口。
坐在桌子旁的一个老人抬头看了他们一眼，点点头，说：“谢谢！”
在离他们不远处的池塘边，有一个极瘦的小孩在那里打水漂，他的水漂打得非常好，他看见小孩打出的水漂连续畅通的在水面上漂了一下、两下、三四下，就到了另一边。
或者是盯着看得太累了，庄义文感觉眼前的事物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女人向他们走来，她和那个打水漂的孩子一样瘦，白头发，脸上没有皱纹。
“谢谢你们能来，”她说，“我是费默的母亲。”
“节哀，”安娜说，“我是《法报》的记者安娜，我和……”
“我知道你是谁，”费默的母亲说。
“我非常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安娜说。
“谢谢。”
“这位是庄义文，”安娜说。
费默的母亲看向庄义文，她有一双黑色的眼睛，让人感觉即冷酷又悲伤。
庄义文在心里想着，是不是要伸出手和她握手，但是好像还是不伸的好。
“节哀。”庄义文学着安娜的话向她说道。
费默的母亲点点头，“我们准备了一些点心，请随便吃点儿。”
“谢谢，”安娜说，“我们想问您一个简短的问题。”
费默的母亲看着她，一点反映也没有。
“您儿子有没有和您谈过那盒录像带。”
“没有。”
“那您知不知道，他在把录像带寄出支之后，有没有在追问过它的下落。”
费默的母亲摇摇头，“我们从来没有谈过任何有关录像带的事，”她说，“现在谈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费默在错误的时候出现在错误的地方，就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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