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要把每一个细节，就是像电影的慢动作一样，一个一个细节固定下来。在这个描述里面，如果形成一个共同的一个行为，他描述的都是一致的共同的动作，那么这就非常客观地反映当时的情况。
天哪，人命关天的案子，他当成了电影创作！
这都是二审后，高院一审判决真正罪犯时才昭然若揭的！
在拘留所检察科，如果你不想干，这里无疑是个养老的好地方；如果你想干，工作繁重却又很难出成绩。
一起来询问我的年轻检察官梅寒开玩笑说，每次院里评奖，老李的科里都只有工会发的牙膏、肥皂、毛巾。副检察长魏民（就是我为小舒护士妈妈翻案时见过的科长）说，最开始把老李调到那个科里，正是因为他踏实，坐得住。
第一次，李国强按照正常程序把我的申诉材料寄往了市高院，却始终没有回音。
对于刘氏叔侄案的平反，李国强得到了来自区里副检察长魏民的支持。
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李国强通过正规渠道给市里面邮寄了五六封公函，都是石沉大海；我自己邮寄的申诉更是被视若垃圾。他后来才知道，这么多月，那些申诉材料，市里面根本就没有登记。
身在“组织”，就要遵守“组织”的规矩这样的信念，退休了的李国强至今坚信。不过，当一封封公函石沉大海，李国强却惟一一次打破了自己恪守多年的“组织程序”。
这一次，他没有再写那些公函上的“官话”，而是以个人名义给东海市高检检察长写了一封信：“还有两月我就退休了，退休之前我想说个事，就是刘大军这个案件，存在非常多的疑点，希望能够引起你们的重视……”
后来记者采访问他：“也可能有人觉得说，如果您是工作需要，职务行为，你发了一次就可以了，但是您发多次，有可能就会有人觉得有压力，这个压力也有可能回到您头上来，您不担心吗？”
他说：“我在少年时代，曾经被别人冤枉过一次。上小学的时候，有个人在地里种的西红柿被偷了，说是我偷的，叫我去指认，当时我就痛苦地流出了眼泪。
我今年快60岁了，我仍然没有忘记小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没有做这件事情的人被受到了冤枉以后，内心是非常非常地痛苦。
刘大军对我们充满了希望，他说检察官是最公正的，是法律的监督机构，他虽然说在诉说自己被冤枉的过程中哀伤不已，但是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他相信法律，相信法律会给他一个公正的答复。”
这句话对他刺痛很深，他一直自责，“没有让他在我在退休之前能够获得这个新生，就是没有盼来有关部门对他这个案件进行启动二审程序，那么退休以后想起他我会觉得心里忐忑，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想起这个事，他那痛苦的表情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就很长时间不能入睡。因为他首先是个公民。”
通过检察系统的路径未能达到的目标，最终经过律师和记者的努力实现。某一天，东海市高院对该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被宣告无罪的哥们第一个把电话打给了李国强。
电话这边，李国强连说“好！好！好！”
那一次，退休的检察官哭了，他说：“这种流泪，好像是孩子企盼得到父母的爱，但得到的太晚了，有点委屈那种感觉。”那种“爱”是法律的公正，“早就该到了，怎么这么晚呢？”
在此之后，李国强一心想保持低调，但一拨拨记者仍然找上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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