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当天把李素刚教他的那点东西记了个七七八八，就暂且回宫，先吩咐安排其他政务了。干货太多，以刘备的学习能力还是要慢慢消化复习一段时间的。
何况这些事儿不用急，本来就是刘备看到了袁绍如过眼云烟权威崩塌、有感而发，需要找个心理医生疏解一下。而李素就像是恰好扮演了心理医生的角色。
众所周知，看完心理医生后回去的人，没几个是立刻遵照医嘱做起来的，都是心里舒坦了拖延症又要犯一犯。
好在制度建设本来就是百年大计，眼下先解决迫在眉睫的军政要务才是重点。
此后三四天，刘备一边让荀攸、法正讨论对赵云、张飞的军事部署，后勤支援，各方调度，忙得不亦乐乎。
李素不会去亲自过问细节，不过要害关节还是会提点一下，让朝廷的军事后勤决策都推进得四平八稳。
过程中，李素也不会去催促刘备，毕竟那天聊天属于彻底没有外人，喝酒后聊嗨了的状态。皇帝事后如果有丝毫反悔，那都是绝对不能劝也不能提醒的。
以刘备的人品，彻底反悔是不可能的，他也不想虐民，肯定是真心希望子孙长久稳定，百姓也免于再打仗。
不过那天酒后的很多决策，确实稍稍激进了一点，比如什么“把国史存几套到其他有文字的外国，警诫子孙别动做坏事后篡改历史掩饰的心思”，确实是步子迈大了点。
李素要是提醒刘备“你喝完大酒之后说过这话”，那不是明哲保身之道，要等刘备自己心态慢慢回忆起来，做好心理建设。
时间很快进入二月初，军事方面的决策都已经做好了，并且在农忙开始之前分别发给了张飞和赵云，让他们大体上按计划行事，细节上么自行裁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随着春耕农忙时节的到来，朝中民政事务也繁琐起来，要劝农，要组织调控生产。
尤其刘备这种强干涉经济活动的政府形态，调控工作就更多了，政府监察也就比较繁忙——
毕竟长安雒阳周边的农民百姓，都是连口粮都无法自给自足的，要种菜卖菜买粮，高度商业化。政府的调控工作压力就很大，要每个季度盯着物价，确保物价平稳。
不给奸商趁着蔬菜丰收的季节压低菜价囤涨粮价、盘剥农民的机会。
也不给奸商趁着蔬菜歉收的季节抢收购蔬菜涨价、盘剥长安市民的机会。
反正米价贵了种菜的农民亏，菜价贵了城里的工商业市民亏，一定要调控得很稳，必要的时候动用政府储备和指导价政策。
一时之间，长安朝廷的其他内政事务倒是显得没那么急切了。雒阳那边的民政也再次繁忙起来。
好在诸葛瑾在长安，诸葛亮在雒阳。这俩兄弟民政水平都不错，把两京这几个如今国内少数的“城市周边两百里内农民都种菜不种粮”的大都市物价调控得很好。
（成都也有如此规划，但成都的商业自发组织力强很多，奸商早年都被打击了，都还记得刘巴的护盘铁拳，所以不敢嚣张。市场会自行调控，不太需要政府宏观调控。）
除了诸葛兄弟等人的努力，甄家这些具体经营者的自律，也对市场的平稳有颇大贡献。
整个过程中，李素在外人看来倒是没做什么工作。他这个丞相似乎当得很轻松，觉得什么都是小事，丢给下面的人自行裁定。
但只有刘备和李素自己知道，他在暗地里忙那些修饰史料的校定工作，那才是正统塑造的大事，值得丞相亲自过目。
……
刘备在二月下旬的一天，视察了相关工作之后，想起那天跟李素聊起的要设置内库卿的事儿，见甄俨、甄尧办事都还妥当勤谨，关键是已经很有钱了，也不太贪心。
就趁着这个机会，正式任命了甄俨为内库侍郎，甄尧为郎中，兄弟俩分管皇室内帑在两京地区的使用收支调度。
至于正卿或者说尚书的位置，暂时空缺着。毕竟甄家兄弟太年轻，资历不够，而且刘备也是要讲究制衡的，以后可以用别的外戚来平衡互相监督。
考虑到外戚和外戚之间多多少少有竞争关系，互相放水沆瀣一气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如果是糜竺重新入朝，当一个尚书当然是绰绰有余。糜竺不来的话，那就在吴家找个比吴懿吴班地位更低一些、但是懂点数学的亲戚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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