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天下终究已经太平，就算压得下去，也会给统治留下一些履历污点，最好还是从头就别出现反抗。
这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在变法之前，先展示一下肌肉，对外展示。重新提醒一下已经过了六年淡忘期日子的地方世家豪强、朝廷的武力有多么恐怖。
然后，挟对外军事胜利之威，顺势强推进一步改革。
把战时体制的“事急从权”也充分用起来，而很多“事急从权”的临时措施，如果发现确实好用，仗打完之后也不会改回去了，直接把既定事实固化下来、变成长期制度，岂不美哉？
当然，对外军事打击和对内变法的相辅相成，还可以有另一种表现形式——
不光变法需要军事威望的加持，对外动兵之前，也可以以变法为诱饵，来逼迫朝臣和世家豪强二选一、“两害相权取其轻”。
类似于先放出风声“朝廷今年要实施XXX变法了”，看看地方反应，
如果反对激烈，那就顺水推舟表示“朝廷要实施XXX变法的目的，只是为了给北伐草原筹措资源，如果不用变法也能把北伐筹措的事儿搞定，那就先不变法了”，用这个诱饵，来诱使大家接受后一个条件。
这个思路，也是李素这几个月里想出来的，并且建议刘备，刘备听后也觉得很有道理。
而李素这一策略的来源，显然是学习了原本历史上、北魏孝文帝时期的鲜卑人南迁雒阳汉化改革。
中学历史课本上都教过，拓跋宏为了迁都雒阳，推行汉化改革，遭到的反对很多。所以他先不提迁都，只说要南征统一南朝，
从平城带兵南下之后，走到雒阳阴雨连绵道路不通，群臣将士都苦不堪言，劝他停止南征，他才顺水推舟表示“这次南下劳师动众，总要做成点事儿，不能南征那就迁都洛阳”。
这不就用好了“先造成一个既定事实”，然后逼着对手进一步退两步嘛，妥协的艺术大多如此。
无非到了刘备李素这儿，军事借口从南征变成了北伐，汉人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换了个角色。
……
三月二十一，五日一朝的大朝会上，刘备和李素率先演了第一场铺垫的戏码。
李素直接把后世唐朝两税法时的“履亩而税”之法的雏形思路，拿到了朝议上讨论。
建议朝廷开始考虑“趁着如今天下重定未久、人口稀疏、百姓耕者有其田，以及前些年度田检地的胜利成果，真正实现按实际土地占有纳粮，少田少纳粮、多田多纳粮”。
李素的这个建议，如同第二只靴子落地，让惴惴了一两个月的各方势力，瞬间被激起了千层浪。
很多人也不好说这个制度不对，毕竟从公平性和原则上来说，本来就该如此，李素占着理呢。
但反对方很多理由也很实际，主要是认为如今的技术条件，不可能这样征税，征收成本太高了，划不来，而且舞弊空间太大，容易导致税官愈发欺压弱者、摊派害民。
不如依然按照旧法的一刀切、不管每户人家事实上有没有一百汉亩田地，都按照一百汉亩的理论值作为三十税一的计税起征点。
朝议为这事儿讨论了一整天，最后什么结果也没得出，只是暂时阻止了李素的提议，
会上，也只有法正、刘巴二人知道要怎么演，扮演了一把力挺丞相的得罪人角色，反正他俩也习惯了。
此后五日，朝中暗流涌动，纷纷打探消息，各方对于丞相为什么突然提这事儿的动机，也有了各种猜测。
好在，李素也不需要他们一直猜下去，因为五天之后，二十六日的朝议，他们自己就主动揭晓了谜底。
刘备亲自在朝议上批复，觉得丞相五日前所提有点操切，道理是好的，但落实执行似乎确实有难度，让朝臣们从稳计议。
听了皇帝的表态，大地主阶层的代表都松了口气。
但刘备随后又提出，他今年打算为进一步整合河北地区，防范那些拥护高干和袁氏余孽的乌桓部落，以及并州、河套北部的鲜卑。
所以打算在河北地区开掘运河、连通现有天然河道，强化河北与并州诸边的军粮后勤运输。
这也不是为了“主动挑起战争”，而是为了“防范鲜卑乌桓入寇、袁逆余孽伺机害民”，大汉是“保家卫国、正当防卫”的一方，绝不是穷兵黩武、私开边衅。
而之前之所以丞相提议要搞农业税改革，那不是为了给这些项目筹钱、考虑到朝中之前都有“反对朝廷一直扩张工商税、超发抄引债券”的问题么。
丞相也是为了给陛下分忧、让陛下“不用还没还清旧债、就乱发新债”，那就只好从农业税下手了。
毕竟当年桑弘羊的时候，桑弘羊对汉武帝就说过，工商加税是为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税是工商和人头的，赋是针对田的，是农业的。
国家有困难要多花钱，不是出自工商那就肯定要出自农业啊，只能二选一。
被这么一折腾，朝中那些“节俭稳健派”都不吱声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让陛下回去提前发行债券吧，也不管旧债还清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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