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荀攸似乎领悟到些什么，主动接过话题：“袁别驾，你这是何意，大王治下百姓是否安居乐业，与你何干。”
袁涣：“外臣并无恶意，只是好奇，觉得大王所谓爱民似有表里不一。”
荀攸想直接反驳，刘备抬了抬手，示意荀攸暂且打住：
“公达，不必介怀，我刘备行的正坐得直，不怕捕风捉影。袁涣，你怕是沿途听了什么反对孤去年开始所实施变法的人的搬弄是非吧，有什么尽管问。
孤知道，陛下遇害短短数日，朝中不少清贵公卿，都选择了投奔袁绍，袁绍的九品官人法变法，才是最吸引世家门发子弟的‘良法’呢。孤那些普惠贫民的变法，他们是看不上的。”
袁涣似乎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
“汉中王何出此言！先君虽曾任司徒，但袁某从未以世家子弟自居，也不曾觉得袁绍施行了半年的九品官人法有多大改进。我今日之质疑，是来的路上真心看到汉中王治下有些逐利的恶政，非仁主所为。”
刘备不由觉得好笑：孤恶不恶政关你屁事？你是袁术的人，孤越是恶政袁术不该越开心么？难道这人想投奔我不成……
想到这儿，刘备忽然严肃起来，因为他觉得这并非不可能。这些年来他感召别人来投已经很多次了，他在这方面经验非常丰富。
刘备收敛起之前的责难姿态，换了个礼贤下士讨论的姿态：“言之无妨。”
袁涣整理了一下思路：“外臣此番前来，原本并不知道大王大军驻在华阴，所以一开始沿着渭水行船，走过头了，去过新丰，还见识过长安。
但是在新丰等地，我发现了一些恶政：从新丰、高陆、池阳，长安以北三县，田连阡陌，绵延百余里，百姓们居然不种稻麦，专种萝卜、蔬菜。
我路过时，深感不安，问百姓不怕挨饿么，结果百姓却说：长安城内蔬菜贵，种菜种萝卜卖到长安，每亩得利高于种麦。所以他们居然连自己要吃的口粮都不种，拿卖了蔬菜的钱来买麦甚至直接买磨好的面！
后来我深入查访，百姓都说原本他们想要赚这个钱，还颇为不易，后来是汉中王实施的租庸调输变法，导致豪商甄氏在关中大开篷车船队，沿泾渭市易农贸，半年下来，引诱得百里之内的农夫都开始算钱，不再自种口粮。那甄氏还趁着前些年关中灾荒人口减少兼并土地……
管仲诱鲁人逐利而专事蚕桑、织鲁缟，最终助齐削鲁。殷鉴不远，大王若是爱民，为何还要这般诱导人心逐利？就不怕人心不古么？若是再来一场三年前那样的大灾荒，关中百姓岂非饿殍遍野？听说大王当年为了赈灾救助百姓，殚精竭虑，如今不过三年，竟然至此。”
原来，袁涣说到的这事儿，倒是涉及到刘备阵营去年的税赋变法的又一重连锁反应了。
那就是自从李素鼓励甄家、诸葛家组织“让货主自负盈亏、承运人只收取标准运费”的“物流公司”后，关中地区的商贸形态又自然而然发生了一些变化。
其中一些招数，还是李素走之前，随便教给甄尧的。加上今年甄尧家最小的五小姐也有虚岁十四了，勉强能帮着管点生意，所以甄家在关中的物流产业发力，不亚于诸葛家。
有了官营的物流公司、运价非常稳定之后，长安周边几个县的农民（主要是有文化的大农场主，豪强世家，眼界比较开阔。贫农完全不识数，估计不会算账，只会慢慢跟风）发现，因为长安的蔬菜很贵，如果可以稳定把自己田里的菜卖到长安，比种粮食划算多了。
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其实也跟古代原本运输非常不便有关——粮食的保质期非常长，可以放几年都没事，所以粮食的大范围集中调度非常便利，不会因为人口的集中就导致大城市粮价特别畸形的贵。
肉食的话因为可以把牲畜活着驱赶运到要供应肉类的城市再宰杀，所以也不会因为人口的聚集而陡然变贵。
但蔬菜不一样，蔬菜是很容易腐烂的，运输不便、不稳定的时候，大城市的蔬菜非常贵。因为京兆地区的耕地面积全加起来最多养活六七十万人，而京兆的总人口有超过一百六十万，光长安这一个大都市就有一百多万人。
如果京兆的农民自己按比例种蔬菜和自己吃的粮食，那蔬菜最多只够六十万人吃的。再远的扶风、冯翊虽然可以把肉牲和粮食运过来支援长安，但蔬菜没运到就腐烂了。
一百六七十万人争着吃只能供六十万人吃的蔬菜，蔬菜当然暴贵了，以至于长安市民原本吃菜也没比吃肉划算多少。
在商业和运输不够发达的时候，百姓因为“自己的口粮必须自己种”，离大都市近的土地一大半被粮食作物占用了，这个供给也是无解的。
事实上，历史上要到宋朝商业环境高度发达之后，大都市周边的土地集中种植蔬菜、农民口粮也问外地粮商买，这种生产模式才会普及，才会有“大都市周边的农民也吃商品粮”的产业结构优化。
此时此刻，听了袁涣如此声讨这种合理的商业化进步和资源优化，荀攸不由好笑，直接很有优越感地教育了对方：
“袁别驾，你没见识我们不怪你。这租庸调输法变法的妙用，是去年右将军遍访西凉、苦思如何减少均输损耗之弊想出来的妙法，为大王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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