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民族工作放到国家重点工作范围内，则是要求布尔什维克党改变过去那种粗糙甚至是粗暴的民族政策。这里所说的改变粗暴的民族政策，并不是说要在对待民族问题的时候，采取过于软化的政策，而是指的应该将各类民族问题细化，有区别的对待各种不同性质的民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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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托的立场是，联盟的民族政策必须修改，在过去联盟所执行的民族政策中，给与足够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权是很有必要的，但给与各个少数民族过度的自治权，却是完全不可取的，尤其是宪法中允许加盟共和国自主决定退出联盟的条款，必须给与修改，这是保证联盟维持民族团结的根本性问题。
除此之外，就是对于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必须予以坚决杜绝，维克托甚至认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联盟应该施行民族干部不在本民族聚居地担任党委一把手的政策，以此来预防党员干部民族化问题趋向严重的可能性。
当然，维克托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也不是一味强硬的，至少在对待与民族主义斗争的问题上，他就主张与民族主义分子作斗争的性质，要同阶级斗争的性质区分开来，不以运动的形式来解决地区性的民族矛盾，也不能单纯将民族主义分子不加区分的界定为“叛国者”。
其实，因为过去几年自身任职经历的缘故，维克托可是没少同联盟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分子打交道，根据他所掌握的实际情况，目前活跃在联盟境内的各类民族主义分子中，真正寻求民族分裂的，只是很少一部分，比如说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比如说活跃在外高加索、喀尔巴仟等地的各少数民族分裂分子。
对于这些旨在分裂联盟的民族主义分子，莫斯科的态度当然应该是严厉的，甚至应该是残酷的，将他们彻底剿灭，就是唯一应该给与的应对措施。
而除了这类旨在分裂联盟的民族主义分子，在联盟境内，还有一些活跃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的诉求只是要求获得更多的平等权益，或者说是反对来自莫斯科的同化政策。比如说在远东以及西伯利亚地区的部分少数民族，再比如说在中亚等国家的少数民族等等。
在维克托的看法中，这类只是谋求民族平等权益的民族主义分子，是应该得到区别对待的，实际上，莫斯科在民族政策上，确实应该给与那些弱势的少数民族更多的平等权益，而不是单纯因为这些少数民族人数少，影响力薄弱，就完全无视了他们的存在，甚至采用一些粗暴的民族政策，将他们彻底的同化掉。
总而言之，在维克托的观念中，能够影响联盟和谐稳定的三大关键问题中，民族问题是最为关键的一项，因为莫斯科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确实是在民族政策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缺陷，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民族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西部乌克兰地区的民族分裂势力，也不会膨胀的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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