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后，霍旭友故意在办公室多呆了一会儿，等到所有人都走了，他才提了中秋发的福利和买给许行长夫妇的礼物下楼。
办公楼和他们的宿舍楼只隔了一道完整的铁栅栏，如果没有这道铁栅栏，从办公楼的大门到宿舍楼的单元门也就是几百步的距离。因为有了铁栅栏，要去宿舍楼还必须从办公区的大门走出去，出了大门再左拐个四百多米，才能重新进入宿舍楼的大门。这样走下来，看起来近在咫尺的两座楼就有了距离，当然这段距离是人为形成的。
原来，宿舍楼跟办公大楼是在一个院子的，住在这个宿舍的人们上下班有说不尽的方便，上班下班对他们来讲不过就是换了个房间而已，抬抬屁股动动腿的事儿。后来有一任行长，也没说什么原因，在行长办公会上以一言堂的方式说必须将办公楼和宿舍楼隔开。在没人反对的情况下，由基建处负责，拆院墙、修院墙，这么一折腾，两座近在咫尺的楼看上去不是一家单位了。住在这儿的人上下班不再变得如原来方便，但谁也没提过意见。后来有好事的人不知怎么编出这么一个拉院墙的理由：说是那位主张拉院墙的行长自从当上行长后，托他门子走关系、搞协调的人也就多起来，自然对他送礼、行贿的人也多起来，这位行长害怕影响自己的形象，让别人对自己说三道四，才下定决心把办公区和住宅区隔离开。这样物理一隔离，单位和家就有了实质的区别，行贿送礼的人通过单位的大门到家是一个说法，直接到家又是另外一个说法。还有人添油加醋说，这位行长拉院墙是做了一件掩耳盗铃的事儿，拉与不拉没有实际意义，人们心里看事儿都敞亮着呢。人多嘴杂，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个人。这位行长就在唾沫堆里干了两年，唾沫没有淹死他，反而他自己得了心梗猝死在办公桌前。
行长家里摆了灵堂，省行大部分员工都去他家里吊唁，出门后无不嗟叹连连，真没想到一个行家的家里居然如此寒酸，映在眼前的摆设不但没有一件贵重的东西，而且陈旧的家具也早已是油漆斑驳陆离。房子大，东西少，整个家里显得空涝涝的，再加上厅堂作为灵堂悲切的气氛，谁也想不到一位老行长的家境竟是如此破落。“没想到，真没想到”。从他家出来的员工凑到一块往往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当然，也有极个别的说了些风凉话，认为这个行长的寒酸是表面的，背后还不知道藏了多少见不得人的财产。
单位的人去收拾老行长的办公室，向抄家般的整理收集老行长的遗物，除去一个上了锁的抽屉之外，属于老行长个人的私人物品几乎没有，当然更别说代表财富的其他东西了。在征得分行领导和家属同意下，人们强行打开了那个上了锁的抽屉，抽屉里只有三个厚厚的笔记本和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笔记本是老行长历年的日记，在取出后很快被封存起来。人们在各种心情注视下打开信封，发现里面装的是一摞叠的整整齐的汇款单，最早的汇款单居然追溯到60年代中期。收款人有他AH老家的小学、中学，也有一些未知的个人名字直接收讫，还有一些个人名字代收转的，收款人地址涵盖了八九个省地市，汇款人一栏填写的一个老战士。负责整理遗物的一位中年女干部抱着信封哇哇的哭起来，她的哭声同时感染了在场的其他人，整个办公室里抽抽嗒嗒了好长时间。他们终于阴白了老行长家徒四壁的原因。
分行领导层同意订制了一个檀木盒子，用一块红绸布精心包裹了老行长的三本日记和汇款单装在里面，分行班子全体出动将檀木盒子交给了老行长的家属，并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一个月后，一篇由省委组织部撰写的追忆文章，详细批露了老行长光辉的一生，其中有一章，专门写到老行长为了照顾死去战友的亲属和家乡的教育事业，几乎捐出了自己的所有收入。他不计个人名利和得失，以赎罪般的虔诚去实现英勇牺牲战友的嘱托；他以苦行僧般的生活，践行苦了我一个幸福千万家的英雄情怀。他生得伟大、死得光荣，是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之战士。熟悉他的人们读到这篇文章时，眼泪一次又一次溢满了眼眶。
同时，一则关于为什么拉院墙的小道消息也在省行员工之间传播，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传播者据说来源于当时收拾老行长遗物的一名不具名的员工。据说他拿到日记本后，不经意的翻阅了一下，正好看到老行长的几句牢骚，大致内容是他难以再忍受部分员工无组织、无纪律、单位和家不分的工作态度，必须改变，加强管理，应当将办公区和家属生活区做好物理隔离，这样才能杜绝部分工作人员的惰怠。这样做不仅是机关工作秩序的需要，也是对部分不思上进的员工起到一点警示作用，单位就是单位，家就是家，上班是在单位处理公务，而不是在家里睡大觉喝大茶，下班就是在家里，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乐趣。一些人讲家、国不分是有道理的，将单位和家不分是要出事情的。这个事儿，不用班子研究，我个人决定就行了。消息传播开后，没有谁再为拉院墙的事儿说三道四了。时间一长，人们习惯了下班回家的节奏，慢慢的，有形的栅栏围墙在人们心中也就没有围墙的概念了，他们只把它当作是一个必然的存在。时光流逝，社会形势在变，人心不古，社会大势所趋，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整个社会开始变得浮躁起来，有些人又打起了拆铁栅栏围墙的主意。
本章节尚未完结,共3页当前第1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