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廷扬听了这个数字，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苏州的粮税本就是明朝最重，往年定额是五十九万石，但考虑到运输损耗加派，实际上要运到淮安交割的，有八十多万石。
现在漕粮和军粮加起来一百二十万，实际征收肯定要超过一百五十万。这么多粮食苏州是产出不了的，说到底还是要靠去浙江买，或者在南直隶其他产粮区买。
苏松湖三府的土地，一多半都种了蚕桑和棉花这些经济作物，原本就要靠经济作物的高价，卖丝绸棉布买粮。
但浙江今年又大旱，沈树人刚穿越过来时，就听说浙江今年只有夏粮正常收获，秋粮要减产一大半，米价已经从往年的一两八钱涨到了三两多，靠买肯定是不行的。就算硬凑，粮价继续暴涨下去，苏州本地恐怕都得饿死一些穷人。
另外，按照朝廷旧制，苏州对朝廷输送的每一石漕粮，按例还要加征一钱三分的“过江银”和五钱的“漕运银”。
漕运银是跟着漕粮一起运到淮安交割的，交给漕运总督下属衙门，作为漕丁和护粮卫所军从淮安到北京的饷银。（前面加派的粮食，是给运粮的人路上吃和鼠雀各种损耗，银子则是给运粮的人发的钱和管理费用。钱、粮都要同时加派，不是二选一的关系）
而“过江银”则是地方上自行征收自己用的，是到江北交割之前，给本地运粮卫所兵丁的饷银，还包括长江、运河各处换船装卸的码头工人费用。
实际上这一钱三分银子肯定不够用，地方上还有各种潜规则摊派加收。
而且从成化年到崇祯，每过几十年，之前的超耗摊派项就会被各种经手的利益集团挪用贪墨干净，然后再巧立名目额外加征一项。
只是明面上对朝廷上报的“过江银”始终是一钱三分，一百多年没动，其他都是地方上暗箱操作分肥。
沈树人原先对这些不是很了解，但沈廷扬跟漕运打了十年交道，当然会把这些细节毫无保留地教给儿子。
他说的都是堂堂正正的道理，也不怕外人听，所以方以智在场也不必回避。
沈树人听完后，也生出一个疑惑：“既如此，父亲觉得朱大典这次会如何陷害我们父子呢？我买官的时候，没给龚鼎孳、侯方域这些小人留面子，朱光实就更是仇家之子。
按说最后我得了这个缺，肯定是朱大典另有阴谋的。难道，他是打算让孩儿亏空、完不成筹措运输军粮的任务？堵今年苏松一带买粮腾贵，凑不齐？
这不太可能吧，作为河道官，只需跟长运卫所的运军一起，在交割水次仓口清点粮食、确保全程无碍，至于本地的粮食是怎么来的，应该不关我事吧？”
沈树人虽然还没想到对手的阴谋，但他知道阴谋肯定是存在的，把人得罪得那么狠，不报复怎么可能。
沈廷扬捋着胡子思索了很久：“从粮食来源上动手确实不太可能，那些环节就算出了问题，苏州知府和下属各县的罪过，也远比你这种负责运输的人要重。张学曾不会拿自己的官位开玩笑的。
要让负责运粮的人担罪过，无非是在两次交割环节出点纰漏，比如地方上以次充好、缺斤短两，你验收时却没发现，最后运到庐州府后，却无法通过驻军验收。
除此之外，就是运输途中，运费超耗。预先多征的部分、填补不上民夫一路吃用、或是船只颠簸沉没过水、鼠雀米虫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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