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汸为了顾全大局、避免汉人朝廷的军队在内战中被过度消耗，选择了对朱由崧暂时虚与委蛇忍让、先借机从其他藩王下手削藩。这个决策，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史可法等极个别参与了决策过程的阁臣也知道，如果一开始就对福王下重手，纵然能搞定，但绝对会留下一个后遗症，那就是导致其他藩王人人自危、抗拒入朝。
如此，将来再想慑服全部地方军阀，会导致的内战隐患，绝对比现在更高。那还不如暂时显示朝廷的宽容，让一切曲、过都归于福王。
当然在这个决策过程中，也不是没人反对，比如刑部尚书徐石麒，就私下里秘谏，提出了一点：
“乱世当用重典，大王初监国政，当用雷霆手段，才能压住局面，一旦示弱，会让阴怀野心之辈愈发蠢蠢欲动。”
朱常汸本人是个不懂政治的软弱之人，听徐石麒这样秘谏时也不知如何反驳，毕竟听起来确实有道理。
好在史可法和朱树人很清醒，最后由史可法出面，对徐石麒的说法给出了坚定的反对：
“此一时彼一时！乱世用重典，明法确责，那是用在先主暗弱和稀泥的情况下的！比如当初刘备入益州，此前的刘章暗弱和稀泥，法度松弛，所以诸葛亮要明法确责！”
“可如果先主本身就是刚毅苛法的状态，比如秦始皇和胡亥那种，那刘邦入关中，便当约法三章！”
这番话之所以需要史可法出面，自然是因为朱树人如今还是外镇总督的身份，不是朝中阁部，
他如果明着干涉中枢决策，很容易落人话柄，还会进一步给野心家借口，打出“清监国侧”的旗号反抗。所以朱树人哪怕再受岳父信任，暂时也只能先暗着来。朝臣中只有史可法和沉廷扬，是直接明确知道朱树人参与了中枢决策的，其他人都瞒着。
等在这一轮巩固中央权威的过程中，再立一点明显的功劳，朱常汸才好给他继续升官、加挂一个尚书衔、参与中枢决策的名分。
（注：明末外镇总督加一个兵部尚书衔督师，或者再加上大学士衔，就方便很多，可以直接参与朝廷大政讨论。朱树人此前只有总督，封了公爵，但一直没有加大学士或者尚书衔。）
而这番话后面还有半段，朱树人显然没让史可法明说，那就是他们认为崇祯是属于秦始皇和胡亥那个风格的。
现在天下臣僚武将，担心的都是被清算历史问题，只有趁机显示新的监国绝不清算历史旧账，大家往前看，才能更多团结人心。
相比之下，法令赏罚不够严明，根本不是眼下的主要矛盾，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徐石麒只是作为刑部尚书，比较重视名分，不习惯和稀泥。被史可法这么一番说服，他也就认了。于是朱常汸的藩王政策，也就被毫无保留地推行了下去。
……
政策虽然颁布了下去，但执行也需要时间。此前第一次召见福王，就是三月初八下达的，福王拖沓回复、打口水仗，再加上朝中商议，基本上就拖到三月下旬了。
三月下旬，宣召诸王的监国诏书陆续下发，路上还得按远近少则走十天八天，多则一两个月，所以这桩事情，至少要到崇祯十七年下半年，才能彻底出结果。
毕竟宣召诸王也不算紧急军情，不可能用六百里加急去送，只能是用日行一两百里的普通传诏使者。
而藩王们同意启程后，最多也就是日行五十里。这些养尊处优的王爷，又哪里肯骑马奔驰劳苦了自己。
这三个月里，朝廷也不能闲着，朱树人也没有借口一直留京，所以他准备稍微再跟岳父和父亲、史可法商议一下下阶段的大政方针后，就暂时回自己的防区督军、处理民政。
崇祯死了之后，朱树人在湖广总督辖区内的种田攀科技大业，也能有新一阶段的部署了，那些事情同样很重要。否则最多半年，等清军打来，南方夺权倒是夺到了，野心家也都剪除了，结果却打不过清军，那就一切都完了。主次矛盾朱树人还是分得清的。
朱树人算了一下时间，大约四月初，他就可以离开南京，先回自己的地盘，静待朝廷这边政策执行推进。
如果形势危机，他可以在合肥待命，反正合肥也算是他的总督辖区，一有变故一伸腿就能带兵重回南京。如果形势不危急，就回武昌。
所以，三月下旬，朱常汸也趁着女婿离京前，密集抽出时间，专门召集沉廷扬、朱树人、史可法，关起门来私下讨论下一阶段的大政方针。
至于其他四部尚书那些外人，就不用参加了。关门小会开完后，再由沉廷扬和史可法对外据理力争即可，那些朝堂上走流程的细节，朱树人也不会关心，也不会看见。
朱常汸本性佛系，也不愿意多折腾，所以这些秘议一上来，他就先抛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
如今天下大乱，初掌监国之权，到底应该一切照旧、安定人心，还是新官上任三把火，雷厉风行弄点动作、以示跟先帝在时不一样？
面对这一问，史可法还是想持重的，沉廷扬的态度没史可法那么坚定，主要是他也读书不多，不太了解除了财政以外的其他政治。
史可法诚恳地劝说：“大王，之前讨论控制诸藩事宜时臣便已说过，当今之世，便如秦末大乱、当彷汉高祖约法三章，轻省为政，既往不咎。
在诸王来南直隶之前，还是一切照旧安定人心为妥。纵有些急务要变革，也不差这几个月，当徐徐图之。控制住诸王后，地方将领再想巧立名目闹事，也没了拥立的对象，到时候自然阻力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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