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这种发饷依然可能有猫腻，有户部和都察院人员一起被收买的可能，但是在沉家商会的掌柜、账房监督，沉廷扬的决心之下，多多少少会好一点。毕竟私企老板自己发钱，肯定比国企要对贪墨更不容忍、惩戒更狠。
这种临时性做法也不能长久，只是权宜之计，因为沉家父子很清楚，这种靠增加审批把关环节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始终是治标不治本的，只会让系统冗余越来越庞杂。
就好像电影《战争之王》里尤里奥洛夫那句经典台词：如果基辅又派更多的人来核查、不让迪米特里叔叔卖装备，那就把新来的核查员也拉下水。
明朝为了监察百官弄了锦衣卫，为了监察锦衣卫又弄了东厂，为了监察东厂又有了西厂、内行厂，殷鉴不远，作为读书人，对这种层层套娃的特务政治当然是深恶痛绝的。
事情过渡完之后，这些临时上的手段都要及时废除，这就好比过河的时候摸着石头避险，不能摸石头摸爽了一直泡在河里不走了。
……
财政农桑军心军备都得到稳定发展后，南京朝廷下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就呼之欲出、浮出水面了：
监国潞王，该是时候正式称帝了。而对于在潞王称帝过程中，帮着稳定运作南京朝廷、对政权过渡有功的文武，也都该论功行赏。
这是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毕竟对面的伪帝福王都称了五十多天了，潞王这边之所以稍微拖一拖，一开始也是想显示“我们尊重先帝遗诏口谕，不会因为某些反贼的举动就改变我方计划步骤”。
毕竟要是福王一称帝，潞王这边十天半个月之内就急吼吼称帝，就显得太被动了，好像是赶时间被迫抢正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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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基大典本身，不得好好准备、至少提前一个月通知、昭告天下？哪有说登基就登基的。
所以，当初听说福王称帝，史可法依然建议先武力把两广平定，然后这边按部就班走流程。
而朱常汸本来也仁懦无野心，怕担责任，一拍即合任由有司安排。
七月份时，南方初次传回靖江王伏诛的快讯后，朝中就又有一群人劝进，朱常汸则再次表示“寡人只是受先帝遗命监国，如今定王、永王依然没有明确死讯，死不见尸，岂可造次”。
如此辞让，也让潞王谦逊的形象愈发人所共知。史可法再次上表，再三陈述：
“定王、永王疑似不幸的消息，传回至今已有半年，若是能得侥幸，且得知朝廷虚位以待，岂有半年都不能赶到南京之理？”
退一万步说，史可法的潜台词就是，在虚君位以监国的状态下，朝廷都公示天下三个月了，只要活着，想当皇帝，早就该来了。要是没来，那就是觉得自己不行，觉得天下没戏了，担当不起如此重任，想隐姓埋名苟活！
如果先帝二子都是这样不敢为天下担当正统的，放弃皇位的，还有什么好等？如此国难之秋，救国存续大统才是最重要的！
反复辨析之下，潞王也算借坡下驴松口，然后依然要求史可法想个办法给把纲常名分梳理清楚。
史可法揣摩之后，又上了表，建议给定王上一个“殇太子”的谥号，显示朝廷认定他死在献愍太子朱慈烺之后。认定崇祯临死时已经意识到，长子会和他一起被闯贼抓获甚至杀害，次子则有可能活得更久。
如此，就等于崇祯临死时，改变了立储意愿，把有可能活更久的那个儿子立为新太子、这才请的潞王叔监国。但最终计划还是赶不上变化，才到了这一步。
这个正统伦常的工夫都做完后，朱常汸才彻底理顺了名分，另一边南京城里又同期在筹备典礼，最终定在八月十五中秋这天，行登基大典。
身在武昌的朱树人，提前接报之后，也受诏赶回南京一趟，参加典礼，
反正他留在湖广的部队，当时还处在从两广返回后的休整期内，基本上要到八月底才能养好伤病，所以八月期间，部队本来也没法动作，他这个主帅暂时离开大半个月，并无问题。
他八月初六从武昌启程，顺长江赶路七八天，最终在典礼前两天抵达南京。
此后一切繁文缛节自不必提，八月十五中秋佳节一早卯时三刻，南京城中主要朝臣就按班就列，进退有序，参加了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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