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建议凡是涉及人体外伤、需要缝合或手术的，可以用大明九州硫酸厂出产的硫酸，稀释到百分之五后涂抹刀具或针线消毒。
除了硫酸这种已经在大明出现了二十年的老药之外，还有一种九州硫酸厂和大明科学院生化研究所九州分所这两年刚研发出的新药，名叫“石炭酸”，可以用于另外一些途径的“消毒”。
牛顿略有些吃力地凭借他的汉语书面语水平，把这本学术刊物读完。虽然里面有很多专业术语和名词，让他实在读不懂，比如那些化学品的名称。
但这不妨碍牛顿大受震撼，充分认识到大明的化学和医药卫生已经进步到了英国人难以理解的程度。
“我的上帝，这就是东方人对鼠疫的研究么？他们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药物缓解症状的研究上了，还详细到了各种传播途径的排查和预防切断，还有专门的灭鼠毒药和‘消毒’药水——要是这些东西能早点传回英国，去年的伦敦大瘟疫也不用死五六万人了。”
牛顿不由自主发出这样的感慨。
可别小看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这场瘟疫最后死了伦敦城四分之一的人口，在为期两年半的时间里，累计有近十万人死了，而当时伦敦的总人口是四十万。
因为任何瘟疫都是刚爆发的时候致死率比较高，所以在牛顿逃离伦敦时，第一年就死掉了五六万。
牛顿感慨之余，想到那么多老师和同学也死在瘟疫里，不由涕泪纵横，抓着那个江西商人求问：
“大明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就一直没想到贩卖去他国赚取大钱呢？就这些瘟疫防治药物，若是能在大灾之年卖到合适的地方，能活人无数不说，对大明也是有利的，绝对可以赚大钱。”
那江西商人也是无奈地两手一摊：“这些东西，我们大明也是这一两年刚开始量产的，还没来得及卖呢。总要先自己储备一些。摄政王说了，要先保障南京和苏杭等地的公共卫生储备。
你不知道吧，若是倒退几年，我大明也是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的。只因如今天下太平了，新君登基四年，以休养生息改善民生为主。
摄政王追忆崇祯先帝，说当初崇祯先帝殉国、京城沦丧于流贼和鞑虏之手，虽然原因众多，但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崇祯十六年的京城鼠疫。
所以这几年，摄政王给科学院拨了很多的款项，让生化研究所先专注灭鼠药、消毒药和其他一些东西，说是要告慰崇祯先帝在天之灵，让他知道甲申之变的悲剧绝不会再重演。”
那江西商人说到这话时，内心也是一股崇拜之心油然而生，看得出他们对朱树人的崇拜敬仰绝对是发自肺腑，无有不服。
而事实上，“发明消毒药和杀虫灭鼠药，是为了告慰先帝、防治大明内部再遭鼠疫祸害”这种说辞，当然只是朱树人让卞玉京透露的官方宣传口径罢了。
朱树人的真正目的，当然是为了明年就即将开战的对缅、越军事行动。四年前的军事会议上，大家就已经讨论得很清楚，未来对东南亚的用兵，最大的障碍不是敌人的武力抵抗，而就是自然环境，是热带疾病和蛇虫鼠蚁。
不过，为了显示朝廷的仁政，朝廷不好说搞公共卫生科研攻关是为了打仗，才把已经死了二十年的崇祯拿出来当幌子使一使。
不明真相的普通群众听说后，都是觉得摄政王真是忠义远过周公、诸葛，对国家有如此泼天大功，让大明幽而复明，却从无私心。
崇祯先帝都死了二十多年了，他还念着当初崇祯先帝拔擢他进入仕途的知遇之恩，把对方当年临终前的人生遗憾不甘，一点点都补上。
甚至因为崇祯当年北京城被破是由于鼠疫，朱树人就发下宏愿要尽量攻克、遏制鼠疫再祸害人间，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忠贯日月！义薄云天！
牛顿听完这些事迹后，也是肃然起敬，暗忖：“我原先还当大明的摄政王殿下，必然是跟克伦威尔护国公一样的狠人。没想到世上竟有如此文武兼备，既能光复国家，又能仁政爱民的存在，那必然远超护国公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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