叹江湖之悠悠，闲浮生之韶华，倾流年之空梦，所得所谓所求都在庸人自扰，懂得在自己的方向之内斟酌求取，才能活得没那么大的负担。
相比较山下人而言，山上人的压力自然会小许多，不过二者也没有谁更容易的说法，压力也单只是面对事情多多一种选择，可这也并不意味着前者和后者的难易度就有所差别，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因果关系，山上人基本都很少管世俗太多的事情，而这股自带的神秘感，自然给人以一种朦胧的错觉。
在这一点上，佛门自持的传经传颂又是另一种情况，毕竟在面世的同时还能抬高自己的卑尊程度，倒也算得上是一种高明许多的手段。
只不过这种说法很明显只适用于前朝，如今中原与“外中原”之称的夏朝战势已经到了十分紧张的程度，虽然还没有正式开战到战事频频的程度，但随着投入到钱粮越来越多，佛家的香火兴盛以及众生平等的观念，自然容易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三教九流哪一个容易成为首推的奉世之理，这自然是想都不用想，儒家永远能够名列前茅，自此之外的兵法共用，也是一个备受君主推崇的选择。
在儒道上发扬治国之理的自然君主，自然走得是较为柔和的方向，但后者可就完全不同了，只不过兵法兼用所要倚仗的不仅仅是明君能臣，对于国力的强大更加依赖，这无异于是一种极为强势的抉择，只不过在这个层面上，博弈与豪赌的成分也是高的离谱。
在这个基础之上所显露在台面的问题，其实早已经是显而易见，而这自然也就是现如今南唐与大夏的现状，两个连所走路子都不尽相同的人，究竟是谁更胜一筹，其实都还没有结果，也很难猜测最后的结果，僵持不下和一面既倒是两种不同的结果，在这个份上所展示的，也是种种不一样的感觉。
但是不论是放在江湖或是放在庙堂之上，这种时势一般都很难去揣测，毕竟官家在这方面也有绝对的禁忌，许多的牢狱之灾的最开始都是祸从口出，早些年两朝还处在强国富民的节点上，对于管制江湖人士这件事情上，自然不会花太多的心思，而南唐这些年在这方面，也算得上是用心良苦了。
毕竟有了腾出手的悬阁在江湖上的打击力度，其实要远比朝廷想象中的要大的多，二者毕竟不在同一个层面，李渠对于自个曾祖辈叔父李玄机的放权，其实大到了一个所有朝臣都难以想象的程度。
其实这也得益于他李渠在权力这方面并没有那么的痴迷，甚至对于李家的归属感，其实和李玄机是站在同一个层面的，这也就形成了现如今南唐的前后两种情况，只不过稍对于夏朝而言，两者又是另外的一个对立面。
毫无例外这两位君主都算是扶持上位的，但又毫无例外的都是基本的掌权对象，这无异于都不是潜龙在渊的人，不过好在也因为不是傀儡皇帝，两朝在如今的各方面条件下，也才有这般宏达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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