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这里得说明一下，冯氏上下十二房，是未分割族产的，所有收入俱交公中，各项耗费也出自公中，像不像吃“大锅饭”？其实，除了人丁凋落的小户人家，大家族是不分家的。
晋朝司马氏以臣废君，在维护统治上只强调忠君未免理亏，于是拐了个弯，特别提倡孝道。而家族合居以尊奉老人，也就是在晋朝以后得到加强。南北朝时期，北魏时河北博陵李氏，一门七世同居不分家，一大家子有二十二个房头，合计一百九十八口，在当时蔚为奇观，以致朝廷专门在李家挂了旌表孝行的诏令。
不过，“大家族”的产生，除了朝廷引导之外，还有实打实的经济考量。魏晋南北朝时征税靠编户齐民制度，也就是说，户籍上有名才会征税，否则便可逃避赋税。数世同居、动辄几十房、几百口人，隐藏户口有一定便利，民间老百姓自然会倾向于选择“大家族”生活。
常定对家族合居尤为重视，自太祖常威时代就屡屡颁诏，对合族居住、孝老养亲作出重点强调，后逐渐在礼仪和法律上形成明确规定。对于累世合居之家，大定或是像前朝一样张挂表彰诏令，或是授予实物、官爵的奖励。在朝廷的刻意引导之下，大定社会家族合居之风尤其盛行，七世乃至八世同居，都是屡见不鲜。譬如太宗时代，江州德化人许祚八世同居，人丁非常兴旺，合家老幼多达七百八十一口，这已经是一个小村落的规模了。由于许家人实在太多，不好经营维持，江州向朝廷反映了情况，太宗遂下令，每年可以赐给他家米一千斛。而越州会稽郡人裘承询家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十九世同居！
为了保证推行合居养老，朝廷不光鼓励，还在法律上予以政策性引导：家族的财产，统一由户主支配，子孙不能私藏。这个制度的精神可以远远追溯到《礼记·曲礼》记载的：“父母存……不有私财”。
大家族合居，还有很多捱不过去的矛盾。如上文所说的那位裘承询家族，家人太多，却还要集中开饭，东房长西房短，锅碗瓢勺难免磕磕碰碰。当然这还只是个简单的喻指，各房或许也能自己开开小灶，但十九世之家要实行同居共财，肯定会引发财产分配上的矛盾。
关于大家族的矛盾冲突，那本名著写得极为翔实，细致地描绘出了家庭内部的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表现在方方面面，母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妯娌之间……都充满着种种的矛盾，这是上层的，更不用说主仆之间，就是主人和奴隶之间也出现种种的矛盾，这就把整个家庭内部人际关系混乱的状态写得非常地深刻。
冯氏徙居小骆村百多年，如今六世同居，包括侍婢长随近八百人，矛盾自是少不了的，但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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