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元杂剧也塑造了一批作恶多端的衙内形象。如《生金阁》有个庞衙内，出场白即亮明其身份与品质：“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闻著名儿脑也疼，只我有权有势庞衙内。小官姓庞名勋，官封衙内之职。我是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我嫌官小不做，马瘦不骑，打死人不偿命，若打死一个人，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这些创作于宋代之后的与戏剧，讲的都是衙内欺男霸女的故事，且均以宋朝为背景。其影响所及，便为衙内群体定型，以至现在人们一看到“衙内”二字，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一个仗势欺民、恃强凌弱的恶少形象，并以为宋朝是盛产这类恶衙内的时代。但溯本追源，“衙内”在宋代并无特别的褒贬含义，只因为唐、五代时，藩镇多以子弟充任“衙内都指挥使”、“衙内都虞侯”等亲卫官，宋人出于习惯，便将官宦子弟唤作“衙内”，就如称“王孙”、“公子”，并非特指骄横的“官二代”。
其实，宋朝的“官二代”当然并非全是“高衙内”那般的人物，如北宋范仲淹的子孙，便贤才辈出。历史上高俅的三个儿子，也谈不上臭名昭著，因为史料中找不到他们作恶的故事，如果真的劣迹斑斑，应该是难逃史笔的。
事实上，宋人在约束“官二代”胡作非为方面的做法，即使不能说“最可称道”，至少也是可圈可点的。对“官二代”的约束机制，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道德、风俗的“软约束”，一是法律、制度的“硬约束”。
许多我们现在熟知的宋朝士大夫，都留下了家训。如范仲淹有《义庄规矩》，司马光有《家范》，包拯有《家训》，黄庭坚有《家戒》，袁采有《袁氏世范》，陆游有《放翁家训》，赵鼎有《家训笔录》，朱熹有《家训》，陆九韶有《居家制用》，叶梦得有《石林家训》，等等。
而在司法理念上，宋代的士大夫认为，法者，乃天下公器，虽天子也不得徇私；也强调司法的公正，用司马光的话来说：“有罪则刑之，虽贵为公卿，亲若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宽假。”体现在司法制度上，宋代已确立了“独立审判”的原则，“州县鞫狱，在法不得具情节申监司，及不得听候指挥结断”，意思说，按法律规定，州县法官独立进行审判，不得征求上级法司的意见；“如监司指挥具情节及令听候指挥结断者，以违制论”，上级法司如果干预州县法官审判，则以违制追究责任；御史“勘事不得奏援引圣旨及于中书取意”，即司法官可以不必理会皇帝与宰相的意见。这样的司法制度安排，应该说，是有利于司法官摆脱权贵的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
譬如，翰林学士赵彦若的儿子赵仁恕枉法贪赃，且私制酷刑，迫害无辜。赵仁恕被立案后，因为初审法官做出轻判，朝中台谏官立即便炸开了锅，接二连三上疏弹劾，在台谏的强大压力下，赵仁恕最后被流放陈州，看管起来，其父赵彦若也被罢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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