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抑制佛教一事,虽然可能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但更多的还是处于常佶自己的利益,他还是希望天下所有人都能认同其神仙的身份。
总体说来,他抑佛的手段较为温和,似乎效果并不显著。
“灭佛”自然是不可能的,现而今不仅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也明显带有佛禅的意蕴,更出现了佛教的世俗化、平民化的趋势,在家修行的居士信众也开始出现。
各地寺院众多,计有四万余所,僧侣更是不计其数。大型寺院的组织人数众多,有些寺院中设置的职位多达四五十个。寺内僧侣组织因宗因地亦各不相同,如住持、方丈、监院、首座、知客、维那等。
元佑间,杭州知府苏轼疏浚西湖,经费不足,苏轼为了早日完工,给当时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上了一份《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在这份上书中,苏轼恳求朝廷赐给杭州一百道度牒来开浚西湖,并承诺只要有这一百道度牒就可让他“尽力毕志”,完成开浚西湖这项大工程。
度牒本是朝廷发给僧人的身份证明,为什么苏轼不问朝廷要钱粮,反而说只要一百道度牒就可竣工西湖开浚工程呢?僧人的度牒又为什么这么值钱呢?
大定建国后基本继承了昌楚的度牒制度,一方面严厉打击私度出家的僧人,规定“私剃度为僧者,所在官司点检,许人陈告,犯者刺面,决配牢城,尼即决还俗。”但另一方面大定又进一步制度化了颁发度牒给僧人的途径,而度牒之所以值钱也和度牒的颁发制度密切相关。
太祖时规定僧人只有能够诵念佛经“五百纸”,然后每三百人中才能颁发一道度牒。太宗雍熙二年又规定:“僧、尼自今须读经及三百纸,差官考试,所业精熟”方才允许颁给度牒。
因为佛教经典需要有较高文化水平以及耗费大量时间方能掌握,倘若不是真心出家少有人愿意花费精力去准备这样的考试,并且由于录取人数少,所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通过考试获取度牒的难度是很大的。
每逢皇帝登基、诞辰等大庆典礼时,为显皇恩浩荡,皇帝和朝廷也会拿出一些度牒赏赐给没有度牒的僧众。
如太平兴国元年,刚即位的太宗就下诏“普度天下僧众,凡十七万”。
真宗也曾下诏:“两京诸州道释,岁度十人者,特放一人不取经业”,也就是说,在规定的考试录取十个的名额外,在各州道再额外赏赐一个恩度的名额。在封禅大典完成后,真宗又下诏:“以封禅行庆,诏天下宫观寺院内,十人度一人,不满十人者,亦度一人”。
这两种获得度牒的方法或是存在一定难度,录取名额少,或是具有随机性,普通僧人百姓也不一定有资格。但度牒确实具有实实在在免除赋税徭役的价值,民间对此物也具有较大需求,正所谓物以稀为贵,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自然也意识到了出售度牒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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