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王安石专门制定了一套十家一保的方案。这等于是一家贷款，十户共同做抵押。另外，王安石还规定，这三家要有抵押。如果借款者还不起，那么朝廷就会对这三个有抵押财产的家庭进行追讨。这样一来，穷的人就更穷了，以前的富家子弟，现在都穷成了穷光蛋。
而下面的官员根本不在乎民众的意见，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威，做好绩效评估。就算你是王安石，你能奈他们何？
朋党政治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政治格局，并且对士大夫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影响较之前朝，是前所未有的。而大定的朋党之争，真正将党争推向高潮的，就是关于王安石变法而产生的新旧二党之争，可以说，新旧党争就是大定党争的核心。
如果因此认为党争专指新党对旧党的迫害，那就大错特错了。新党在台上，对旧党固然步步紧逼，而旧党一旦得势，对新党的围剿同样毫不手软。例如，以立碑刻名的形式进行羞辱便非新党所发明。在“元祐党籍碑”之前，旧党就曾开列王安石、章悖等六十人名单，“榜之朝堂”公开羞辱。同样，对反对一方加以文字构陷，旧党也不遑多让。如旧党针对新党人物蔡确所制造的“车盖亭诗案”，比之苏轼“乌台诗案”，更为低下卑劣。
其实，“庆历新政”开始的“党争”，已经不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使气，而是在革弊变法中不同政治主张间的斗争。这种良好的政治见解之争虽然发生了蜕变，但无论是庆历新政、还是熙宁变法的主要人物都基本上是儒家政治理想的忠实信徒，对立的两派人物间并未因互为政敌而揉个人恩怨于其中甚至假公济私打击报复。
范仲淹与吕夷简是如此，熙宁间苏轼与王安石水火难容，势如死敌，到元丰末年，二人在金陵诗歌唱酬，对彼此的道德文章互致仰慕之情，可谓“相逢一笑泯恩仇”，以至苏轼发出“从公已觉十年迟”之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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