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的爆发会造成社会矛盾尖锐，扰乱社会秩序，人民的生活负担增加，随之引发社会动乱。每一次朝代的更迭，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如政治腐败、宦官专权等引发的农民起义。
当翻开历史的篇章，可以发现几乎每一次引起社会动乱的农民起义，最初都是因为自然灾害的爆发，导致其生活困苦不堪，如东汉年间的黄巾军起义、昌末农民起义爆发时正值水灾、大定初期爆发的王小波起义爆发正值旱灾。可见自然灾害是农民暴动的原因之一。
水灾、旱灾、地震或者蝗灾爆发的灾荒之年，使本已经被繁重的赋税、沉重的徭役所折磨的生活，难以为继的百姓更加穷困潦倒，无以为生。最终，只有举起大旗，揭竿而起才能寻求新的出路。
柔桑采尽绿荫稀，芦箔蚕成密茧肥；聊向村家问风俗，如何勤苦尚凶饥。去秋东出汴河梁，已见中州旱势强。日射地穿千里赤，风吹沙度满城黄。
终究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兴则大兴土木，亡则兵祸连结，不论“兴”、“亡”受苦的都是百姓。
大定是富，一座汴京城傲立于世，但是怎样而来的呢？
俗话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但在崇宁朝这就成为了皇帝蒙蔽双眼的愚蠢。蔡京为了让崇宁帝看到自己的能力和成就，要求将全国所有的资源全部放在京师，也就是举全国之力打造一个繁荣昌盛、祥和安宁的京师。这项要求的结果的表面今皇帝高度满意，但背后却是加持在各地老百姓身上的又一道沉重枷锁。
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富者：迩来乘富贵之资力者，或夺人之田以为己物，阡陌绳联，弥望千里；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为开辟以来未之有者。
贫者：为了避免家庭人口过多带来的沉重负担，江南甚至盛行杀婴习俗，虽有敕“生子而杀，刑名告赏”但见效甚微；苏轼亦言“鄂岳间田野小人，例至养二男一女，过此则杀之”。
大定之所以对外军事无力，除了军事制度的束缚外，经济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打仗就要花钱，如果向豪门富户征取，会造成官僚与地主阶级离心离德，由此导致常氏的统治基础不稳；那只有向本已赤贫的老百姓征收，反过来进一步迫使贫民依附于“巨室”，土地兼并再一次恶化。
简而言之，大定确实繁荣，不过那只是属于地主阶级和文人的专享。
而大定承五代遗制，将乡村主户，按财产多少，划分为五等，一、二、三等户为上户，其中，二、三等户也称中户，四、五等户称下户。
主户分等以家业钱多少划定，既要估算“田亩物力”，又要估算“浮财物力”。
田亩物力也叫实业物力，一般须依土地的肥瘠，而定价值的等差。好田和坏田的家业钱额可以相差好多倍，甚至十多倍，而各地区的田亩物力分多少等，显然也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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