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大定军力，最精悍的自应是拱卫京师的八十万禁兵，至于厢兵、乡兵与蕃兵则是相去甚远。
禁兵是军队的主力，兵额多时在百万以上，主要任务是“守京师，备征戍”。禁兵实行“居中驭外”的“更戍制”，除驻京师外，还分别到边地或冲要地方戍守，一二年轮换一次，既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劳苦，又使兵不识将，将无专兵，以防止武装割据或拥兵叛上。禁兵的给养按规定较优厚，月俸分等发给，年节有赏，大典有赐，行军另有行装钱等。但有的妻室随营，又加军吏克扣严重，禁兵生活都很困苦，特别是社会地位低下，深受将校欺凌和虐待，以致常常发生兵变。
厢兵名义上也是一种常备兵，实际上是一支专任劳役的队伍。它分属各州和某些中央机构，内总於侍卫司。其组织编制大体如禁兵，给养比禁兵低，主要担负筑城、修路、运输等杂役，多不训练和校阅。
乡兵亦称民兵，有的称强壮、弓箭手、土兵、果毅等，是不脱离生产、农隙集结训练的民众武装，以按户选、抽的壮丁或募集的土人组成。其组织编制，各地极不统一，有的设指挥、都等，有的设甲、队等。乡兵服习水土，有的战斗力较强。朝廷遇有边事紧急，也徵发乡兵出战，并发口粮和酱菜钱。乡兵有的还可转为禁兵。
蕃兵是由北、西北边境少数民族组成的武装。在西南边境还有砦兵、峒丁等。任务主要是边境戍守。组织编制因部落而异，常见的有部族、姓、小姓等。朝廷对其首领区分不同等级给予钱粮、衣服和土地，对士兵也偶有赏赐。蕃兵、砦兵等熟习边情，勇悍善战。
王安石等人曾推行新法，在军事制度方面主要有保甲法、保马法和将兵法。保甲法规定十家（后改为五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农隙教战。保马法，即与保甲法相配合的牧养军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由官府给予马匹，或按市价发钱自买，每户养一至二匹，免一定赋役，马匹如有死病等情须补偿。将兵法，即改变原来的“更戍制”，在全国重要军事地区置将统兵，平时就地训练，战时接受调遣，“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新法初行，颇见成效，但推行不久，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而被废止。
大交朝廷直接解除了“不许土地流动”的禁令，允许农民随意迁徙，土地所有权亦可拿来交易。
此项制度看似是解放了过剩的农业生产力，然而实际上却为士大夫阶层的土地兼并活动做了嫁衣。
百姓生活得并不安乐，屡次地震、水患等天灾虽是不可避免的祸事，但与此同时也有“人祸”在加剧困难。
因着土地准许流动的诏令，那些有权有势的官宦人家才敢到处兼并土地。农民无地耕种，就等于失去了经济来源，只能称为社会无业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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