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继承了中楚以来的两税法，财政收入极高，这些赋税收入大多来自农民所交纳的田赋、商人的商税。然而，农民除了向国家按期缴纳一定的赋税外，还有额外的杂税，这就更加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农民依靠土地的收成根本承担不起高额的赋税。当初方腊鼓动暴乱时发表的演讲可以说准确击中了统治者的要害。
差役和兵役也是农民的沉重负担，差役就是农民为朝廷劳动的义务，而兵役更好理解，就是要为朝廷卖命。陈胜吴广起义算是差役和兵役酷虐导致的一个典型起义案例，而千年后的大定也不例外。
本朝还喜欢将罪犯刺配戍边、把一些流民编入军队，因此士兵哗变也成了大定农民暴动的一种形式，屡见不鲜。
崇宁帝是一个不称职的皇帝，大部分时间是不问政事，贪图享受，讲排场、比阔气，沉浸在个人爱好之中。
统治阶级过着穷奢极欲生活，而老百姓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腐败生活是建筑在老百姓饥寒交迫的生活之上的。以蔡京为例，他的住宅非常豪华，有树木如云的大花园。家内享用极端奢侈，做一碗汤要杀几百只鹌鹑。家中伺婢成群，厨房中分工很细，专管切葱丝的婢女竟不知道整个包子是怎么做出来的，只管切葱丝就是了。
皇帝喜欢园林建筑，奇花异石等，蔡京、童贯、朱勔之流就组织力量到全国各地去搜刮，还专门成立了苏州“应奉局”这样的机构来办理这些事情。他们就打着皇帝的旗号到各地去搜刮民脂民膏，乘机中饱私囊。
浙江淳安更是常定王朝剥削最厉害的地区，因此这里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就特别的尖锐，特别是“花石纲”一事，劳命伤财，闹的百姓是鸡飞狗跳，怨声载道。可谓“普天之下堆满了干柴“，方腊之乱一触即发。
本朝为什么那么容易发生农民起义了？
还真如冯过所言，主要是起义的成本比较低，好处比较多。
大定实施“守内虚外”的政策，大量的兵力屯集在开封周围，其他地方放的兵力比较少，而且这些地方，军队的能力也相对不足，所以农民运动很容易爆发起来。
而农民运动爆发以后，朝廷实施严厉打击的情况并不多，大多数时候采用招安的办法，就是和农民军达成和解，领头的人被封个什么官，然后分到各个地方去。就算是打击，也没有像历朝历代那样，对起义军领袖采用凌迟处死，诛灭九族办法。
这真够讽刺的，造反居然有百利而无一害，既如此，为何不“造”个“反”玩玩？说不定还是一条晋身改命的康庄大道呢。
农民造反，官员趁机从中牟利，这种怪象根源在上而不在下。他宗汝霖远非大定最聪明的人都可看透这一切，自也有更多的人明白这些。但现今的大定已是疾在骨髓，积重难返，皇帝及一干奸侫臣工只当不晓，他便是大声疾呼又能如何？
永远唤不醒装睡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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