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成宗十二年八月，契丹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丽战争。受战争影响，定丽关系开始产生波动。定淳化五年六月，高丽遣元郁如宋乞师，以报前年之役定以北鄙甫宁，不宜轻动为由拒绝了高丽的请求。自两次北伐均告败后，大定就放弃了收复幽云的鸿图大志，加之战后契丹又继续侵扰边境，所以大定对前来乞师的高丽使者但优礼遣还而已。至此，高丽只好臣服于契丹。由于高丽与契丹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武力而不是文化基础之上，所以二者的关系始终是紧张和不稳定的。高丽更愿意接近大定。
真宗即位之年也恰逢高丽成宗薨逝，穆宗尝遣兵校徐远来候朝廷德音，远久不至两年后，高丽穆宗又遣吏部侍郎朱仁绍如定。帝特召见。仁绍自陈国人思慕华风，为契丹劫制之状。帝赐诏赍还可见，在朝贡中断时期，高丽也依然是思慕华风无奈为契丹劫制，但是仍暗地与定通好。
“檀渊之盟”后，契丹转头进攻高丽。高丽显宗元年)与显宗五年，契丹连续两次入侵高丽。在对高丽作战期间，契丹也不忘恐吓定。定大中祥符三年，契丹以本国将征高丽，遣右监门卫大将军耶律宁奉书来告。这次恐吓的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真宗传谕登州如高丽有使来乞师，即语以累年贡奉不如，不敢达于朝廷。但是，两国关系并没有就此断绝。
仁宗天圣八年十二月，权知高丽国事王询遣御事民官侍郎元颍等来贡方物，这批使者回国之后，定、丽双方的官方关系遂告中断。
明宗元丰元年，大定造了两艘“神舟”，自定海绝洋而东去招抚高丽。而高丽也对大定存有念想，于是双方很快就恢复了朝贡关系。
自此大定和高丽中断了四十三年的关系又热络起来。
但是高丽却提出另一个要求，即“一国事二主”：高丽重新向大定称臣，同时也向辽称臣纳贡。
高丽这是不得已的举动。
大定很多大臣反对高丽这样的举动，不过都被明宗弹压了下去。
此后高丽便秉持“一国事二主”理念，虽然高丽仰慕大定文化，但是由于与邻国接壤，侍奉辽国以为正朔更多一点，对大定的很多要求只是敷衍而已。
高丽的“一国事二主”政策，其实对二主都仅是有限听命，他一直在保持自身的独立自主。
而在定人看来，高丽仍旧是蛮夷而已。
大定与高丽复交之时，曾巩任明州知州，赶上迎送高丽使团。他是如此看待高丽的：
“窃以高丽于蛮夷中为通于文学，颇有知识，可以德怀，难以力服。”
曾巩是属于支持明宗变法的新党人士，他的看法代表了人们对高丽的普遍看法：高丽是好文学的蛮夷。
对于这样的蛮夷，定人的普遍看法是“德怀”，用文化吸引和经济诱惑来笼络。
在定人看来，只要给高丽一些中华典籍，再加上丰厚的经济赏赐，像高丽这样的蛮夷很容易就变成自己的藩国了。
这样一种处于软实力的自豪感，也是自大的没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