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袁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安阳。袁在此期间韬光养晦，暗地里仍关心政事，等待时机复出。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死因之谜
学术界认为袁世凯的死因有两种：即气死说与病死说，其中认可气死说的占绝大多数。
气死说
黄毅的《袁氏盗国记》是这样记叙的：“盗国殃民，丧权乱法，在中国为第一元凶，在人类为特别祸首，其致死固宜，益以年老神昏、兵之将变。人心怨怼、体面无存，袁氏人非木石，顾后思前，能不自疚，此即袁氏病死之真因也”。佚名的《袁世凯全传》中述：“袁世凯以称帝不成，中外环迫，羞愧、愤怒、怨恨、忧虑之心理循生迭起，不能自持，久之成疾”。《文史资料选辑》第74期上有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的文章《我的父亲袁世凯》，上载：“内外交攻，气恼成病而死”。上面的三组材料都认为袁世凯称帝不成，气愤中生病而死。
病死说
这种说法是依附于气死说之上，即生病是由生气引起的，死的根本原因是生气，而在当时袁世凯死后官方的讣告中说是病死的。黄毅的《袁氏盗国记》中对此有详细的说明：“五月二十七日，经中医刘竺鉴、肖龙友百方诊治，均未奏效，延至六月初四日病势加剧，即请驻京法国公使馆医官博士卜西京氏诊视症状，乃知为尿毒症，加以神经衰弱病入膏肓，殆无转机之望。”佚名《袁世凯全传》也说袁患“相传为尿毒症，因中西药杂进，以致不起。”20世纪50年代在刘厚生的《张謇评传》中说：“袁世凯患尿毒症，摄护腺肿胀。”在当时如果能采用外科手术进行治疗，决不会有生命危险。但在对袁世凯医治方案上，袁世凯的两个儿子的意见分歧较大，大儿子袁克定主张用西医，通过动手术治病；二儿子袁克文则竭力反对用西医，主张用中医，双方相持不下，贻误治疗的时机，最终导致死亡。
十三太保
世人皆知，助成袁世凯帝制者，是杨度、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所谓的“筹安会六君子”。然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中坚力量却是他的“十三太保”。
他们是：袁世凯
族侄袁乃宽
财神梁士诒
军师杨杏城
干殿下段芝贵
内务总长朱启钤
小智囊阮忠枢
表弟张镇芳
参谋顾问夏寿田
参谋顾问顾鳌
健将朱家宝
周自齐
曹汝霖
袁世凯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刻，正值中国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将要走完其漫长的黑暗路程的年代，也正是给中华民族带来创巨痛深的甲午战争的前后。战前，他是李鸿章淮系军孙中山袁世凯阀集团的一名初露头角的走卒。战后，趁淮系军阀衰落的时机，他在小站创练了一支新式陆军，并以此为资本，破坏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扑灭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起义，在中外反动派的一片喝彩声中，爬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显赫职位。他敏锐地觉察到，王朝衰微，人民民主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不谋求新的对策，很难再继续维持其统治。因此，从1901至1908年，他戴着“急进改革者”的面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理论纲领为指导，以那支新式陆军为核心，通过办“新政”，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这个新兴的集团是淮系军阀集团的延续和发展，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结果，是帝国主义侵华由瓜分政策转到“保全(清朝)政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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