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王雱还不能理解，无论是他还是他学贯千载的父亲王安石，能够在大宋政坛熠熠生辉，都少不了命运的垂青。个人的才干和努力仅仅是小小的一个因素，完全没有必要在进退上斤斤计较。而被自己的才干所耽误的人又何止王雱，吕惠卿自己难道不是吗？
吕惠卿一身才学，但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当王安石离去的时候，改革派不能像先前围绕着王安石一样围绕着他呢？为此，他耿耿于怀。他自认自己年富力强，对经济有更深入的理解，政策制度更加刚硬，可是王雱、曾布、沈括、韩绛都不买他的账，各自为政，我行我素。在波诡云谲的大宋改革浪潮中，改革派的任何一个道德瑕疵都会被无限放大。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才华必不可少，因为反改革派里有司马光、韩琦、苏轼、冯京这样的泰斗才子；道德更不能少，因为反改革派的每一个人都在以道德君子自居，无论他们是不是君子。
在王安石离去的那段日子里，吕惠卿在调查曾布、吕嘉问有关市易司的案件上更加独断专行。曾布在改革派资历深，也曾是王安石的爱将，平日里对吕惠卿自然会缺乏些尊重。吕惠卿就毫不犹豫的拿曾布开刀，以曾布对“市易法”改革不坚定为由，先把曾布贬出朝廷。曾布一片苦心，看到反改革派都在淡出朝廷，他只是想在“市易法”案件上缓和两派间的矛盾。聪明的吕惠卿自然也是知道其中原委的，因此他顺便就把提举市易司吕嘉问也贬了出去。这会是左右逢源，还是左右都不讨好呢？当然是左右都不讨好！吕惠卿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压根不跟首相韩绛商量。虽然吕惠卿作为参知政事在实际主导改革，但不能不把韩公放在眼里，当首相不存在。
也不知是受谁指使，御史蔡承禧仔细查阅了国子监当年的考卷，调查出了吕惠卿的问题。发现了吕惠卿的内弟万通甲科进士及第时的考官正是吕惠卿的弟弟吕升卿。蔡承禧以这个罪名弹劾吕惠卿。
但这件事吕惠卿是冤枉的，这个案件中所有的当事人都没有违反大宋的回避制度，也不存在瞒报。大宋的科举既有弥封，又有誊抄，怎么作弊呢？既然被弹劾，吕惠卿也不含糊，直接主动出击。
吕惠卿对神宗皇帝说：“臣知罪！臣愿辞去！”
神宗皇帝当然也知道这是吕惠卿有情绪：“爱卿多虑了，卿有经世之才，大宋离不开爱卿！”
殊不知，他吕惠卿和王安石相比缺乏的正是“我将无我”的人生境界。王安石一辈子没有一个私敌，没有娇气，人言不足恤更缘于他无欲则刚。在王安石离去的时间里，无论吕惠卿做了什么，王安石都给了百分的理解，哪怕是吕惠卿在处理郑侠的案件中牵连了自己的亲弟弟王安国。在王安石眼中，吕惠卿的才学就是大宋的财富，欣赏吕惠卿，爱护吕惠卿就是在守护大宋的希望。当王安石重返朝廷，王安石对待吕惠卿仍然如同以前那个和蔼的兄长，倒是吕惠卿自己总感到不自在。
王安石有这样的人生境界，但现在涉世未深的王雱还没有。王雱无法容忍吕惠卿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再加上叔叔王安国被谪为庶民，那就成了新仇旧恨。王雱可不认为是吕惠卿误伤了自己的叔叔，而是坚信吕惠卿公报私仇。王雱去御史台找到了御史中丞邓绾。邓绾原本也是一个才子，就因为入京为官时说了一句不得体的话，被广为诟病。邓绾和吕惠卿一样，才能不缺，缺的就是做官的安全感。王安石在就依附王安石，吕惠卿执政就依附吕惠卿，这本来没什么错，和中书保持一致让朝廷的政令更有力度。但这并不符合千百年来形成的官场文化传统，儒家伦理对文官的要求是既要忠君服从，又要“和而不同”讲气节，即使意见一致也不能表现的似乎“同而不和”。邓绾仿佛就不知道这道理，成为了官僚们眼中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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