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说：“陛下，苏轼是本朝制科取士的重臣，臣请谏院和御史台联合审理此案。”
神宗皇帝冷冰冰的看向张璪，说道：“可！”这仿佛就是向张璪传递一个信号——必须严惩！
有神宗皇帝的授意，察言观色选边站队的此起彼伏。苏轼毫无悬念的被抓进了御史台的大牢里。提供证据无异于立功，可苏轼就是一个普通文官，能治什么罪可以替官家出这口恶气呢？依照“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可难不倒为陛下“殚精竭虑”的身边人，让陛下龙颜不悦就是“忤逆罪”，《湖州谢上表》的内容当然构不成犯罪，但你苏轼有很多“反诗”呀！诗反不反和诗是怎么写的关系不大，和怎么理解的关系很大，谁让每句就那么短短的几个字？而且往往旁征博引、引经据典，这些经典一不小心就会触及“大逆不道”。更何况苏轼的诗也并非不是在有意妄议朝廷。
随着“反诗”被收集的越来越多，真的是能装一箩筐，而且得是个大箩筐，苏轼就得每天受刑了。不知苏轼有没有想起过李白——他们很像，他们只是文人，看不懂政治。苏轼比李白更冤，苏轼原本就没有什么错，只是政见不同罢了。苏轼错在不该用讽刺、挖苦的刻薄语言表达反对意见。有意见就直接提，上面不听就讲道理，讲道理不听就不用提了，“邦无道则愚”嘛！但苏轼这么做并不违法，更称不上是犯罪！不知这些负责刑狱的官员有没有想到过杜甫的《不见》。
《不见》杜甫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营救苏轼的官员大多都是新党的官员，如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苏轼的同年章惇。此时的章惇在丁母忧，章惇和苏轼虽然在政见上不同，但因彼此欣赏其才华，章惇还是做的有情有义。王珪数次把苏轼诗中的“蛰龙”拿出来说事，挑唆神宗皇帝惩罚苏轼有“不臣”的罪责。如果定性为“不臣”，性质就变了，那就不是提意见的方式不对了，而是和李白一样，要犯“反”的大忌了。章惇多次据理力争，替苏轼说话。大家都知道是神宗皇帝要治苏轼的重罪，甚至是死罪的，这时候还能站出来的是真朋友。
在各种因缘的促合下，苏轼留得了一条性命，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团练副使在大宋朝是一个贬官身份，不具有官职。原本是要去湖州任知州的，结果谢表偏偏不好好写，受了一通苦刑，被贬黄州当团练副使，不知此时的苏轼作何感想？这便是人生苦的根源——无常。苏轼在黄州的日子里，常常深情回忆的是在御史台的监狱时，有个狱卒听说苏轼是一位文人，每天将毒打后的苏轼扶到床铺上后，给苏轼打一盆洗脚水，再加上一瓢温水。每天的这一瓢温水一直温暖着苏轼的心，从此苏轼的诗文便多了这一抹温情。
在黄州的苏轼是一个罪臣，此前营救过苏轼的官员都被罚了铜，现在就没有人敢问候苏轼了。“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但还是有一个例外，章惇！苏轼曾感慨：“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章惇，字子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