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找过户部解决实施细则的问题。户部尚书曾布毫不犹豫的坚决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但他对司马光不屑的连道理都懒得讲。曾布说：“先帝在世时，“免役法”是我主持制定的，事无巨细，都是我与先帝、王安石商量的。今天让我推翻它，不是出尔反尔吗？义不可为！”这样耿直的“奸臣”也真的是够得上奸臣的天花板了。司马光的队伍中没有曾布这样的财政人才，这个札子也就成了没有实施细则的大宋政府文件。
再看行政程序，也许太后不懂最基本的规矩，但司马光并没有糊涂到可以不走程序，只是有蔡确、章惇在，怎么可能通过讨论？事实上，蔡确和曾布一样，连驳斥都懒得驳斥，只等看司马光笑话。但章惇是认真读了司马光的札子的，结论是不认可。章惇还是非常工整的写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总结了司马光前后矛盾之处，并推理出这些错误均缘于调查研究不够，并且深刻的分析指出司马光完全忽略了朝廷制度的体系性，会引出更多的社会矛盾。对发现问题及时调整的条款——“自诏书下达五日之内将不便之处上报到州，一月之内汇总到转运司，三个月内报到朝廷”也认为急促的全无诚意。同时章惇也认同“免役法”中存在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差役法”中贫困户的照顾被削弱了；另一个是政府只收钱，百姓如果着急交换，百姓利益容易受损。章惇建议，对比实施“免役法”前后三年的历史数据，对比行政效率和社会影响，再做试点，看效果后做决策。
而这样做谈何容易，如今的旧党在执政方面显得越来越不自信，一谈到对比更是避之不及。出于都能理解的原因，章惇的札子起初是不对外公开的。即使这样也有旧党的人物提出：“听说章惇对役法发表了意见，我虽然没有看到文字，但猜想也必有其合理之处，还请陛下与执政大臣多商议。”这些都体现了旧党自己都不认可其执政能力。劝司马光应该谨慎废除“免役法”的还有苏轼、苏辙、范纯仁、范百禄、范祖禹、李常等人，但历史只给我们留下了遗憾的四个字——“温公不从！”苏轼、苏辙兄弟对“免役法”态度的转变让司马光大为恼火，认为他们向改革派投降了。王安石在金陵亲眼目睹着新法逐条被废，只有“免役法”被废时才说出了一句话：“这条法令是和先帝反复商议，逐个试点，三年而成。亦罢至此乎！”
司马光的急躁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但还就有人能急司马光之所急，五天之内就把施行了十八年的新法废除，恢复了“差役法”。此人便是权知开封府蔡京。这样的执行力，让所有州县都刮目相看。司马光对蔡京大为赞赏：“如果天下人人都像阁下一样奉行法令，那还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呢？”蔡京被司马光奉为先进典型，树立成标杆。依旧对法令执行过程保持冷静的是苏辙。苏辙对蔡京的所作所为最不以为然：“开封府人口复杂，运行了十八年的制度，五天就能改回去？其中的问题完全没有得到研判，其后遗症必定会给百姓带来更深重的苦难。”但蔡京才是心里苦：“上级安排的工作要不要执行？不执行宰相质疑政治站位有问题，执行言官质疑思虑不周全。”无论如何蔡京在司马光的褒扬下，开始逐步走向了大宋权利的中心。
这就是开封政局的困境——无所适从。随着章惇的意见逐渐向社会公开，对旧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被司马光、吕公著提拔起来的言官队伍迅速向蔡确、章惇等人群起而攻之，这时理性判断已经完全让位于政治站位。但这里面依旧有一个冷静的声音，那是右司谏苏辙的声音：“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虽有忧国之志，而才不逮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