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改革的硬伤是有能力做实事的人太少，吹拉弹唱的人太多。一堆只会写诗词文章的文艺青年，不会做实事还坏了事。石介所作的《庆历圣德颂》中“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大肆吹捧改革派，不点名批评夏竦，夏竦是个连权相吕夷简都惧怕的奸猾小人，而且现在已经不在朝廷，完全没有得罪他的必要。起初欧阳修读到石介的《庆历圣德颂》异常兴奋，真以为找到了“庆历新政”的鼓手，可问题是改革不是靠鼓手敲锣打鼓完成的，更何况过犹不及还要起反作用。这一点韩琦、范仲淹显得成熟的多，他们俩看到《庆历圣德颂》感到了恐慌，意识到了这就是在为“庆历新政”招惹祸端。
“庆历新政”遭受的最致命的打击是苏舜卿的饭局事件。苏舜卿是新任宰相杜衍的女婿，也是极力支持“庆历新政”的。杜衍就是为了他这个女婿也站在改革派一边。苏舜卿在馆阁任职，不过是一个文艺青年罢了，一次约了几十位文艺骨干和青年官员吃饭。王拱辰联合贾昌朝、张方平、宋祁一起布了一张大网，打算对他们一网打尽。通过侦查取证，坐实了苏舜钦的饭局花的是公款，这是“典型”腐败。不但如此，饭局上老宰相王曙的儿子王益柔狂妄的作诗：“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是对皇帝、周公、孔子的大不敬，这是政治站位都错了。当然最重要的是王拱辰他们语重心长的劝告皇帝，这些改革派就是朋党。仁宗皇帝不在乎他们花了几两银子吃喝，也不在乎他们酒后胡言乱语，但如果涉嫌朋党那是帝王最不能容忍的。官僚结党想对付的无非就是皇权，如果威胁了皇权，什么“民”也好，“社稷”也罢，统统都要放到一边，赵家的稳固统治才是第一位的。
仁宗皇帝没好气的问范仲淹：“君子也结党吗？”
范仲淹没有直接回答：“宋夏战场上，勇敢的人成一派，怯懦的人成一派。朝廷之上亦有正邪之党，关键看您怎么看。若结党为善，于国有何害？”范仲淹也太高看他的陛下了，皇帝哪有能力知道你结党为善还是为恶？不为善可以，但必须要防止擅权。
仁宗皇帝对契丹、对西夏束手无策，对这次参加聚会的几十人却是毫不手软，均被贬官或外放。“庆历新政”对王拱辰、贾昌朝、张方平、宋祁绝不会造成什么利益损失，这些人中有状元、有能臣，他们都购置的有广阔的良田，而且他们按照大宋法律以朝廷官员身份，都不需要向政府交税，青黄不接之时还可以向普通百姓放高利贷。他们还可以根据掌握的朝廷信息，廉价的买到大量皇宫用不完的贡品，再高价兜售出去换取私利。“庆历新政”对这些不公平的现象无动于衷，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却并不买账，反而对改革派大动干戈。他们反对的原因无非就是要把私愤宣泄出来，最重要的是体会到了陛下的心意，要付诸实施。既然发言权就是最大的权力，这样的借力打力就是官场上树立权威的最妙办法。
与此同时，夏竦的发力更有杀伤力。他要做的就是劝导仁宗皇帝改革派就是在结党，他们结党不是为善而是为恶，而且是为大恶，他们要把陛下您给废了。夏竦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改革派的人石介写长诗骂他，骂的整个大宋都知道了，夏竦咽不下这口气。还真是整个大宋都知道了，就连远在四川，才六、七岁的苏轼，都是因为《庆历圣德颂》知道了这一年朝庭上的这些人和这些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