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之差可以让诗句神采奕奕，一字之差也可以展现开封官场的无底线。当改革派看到仁宗皇帝给他们传阅的“行伊霍之事”的信，所有人都不知所措。连富弼都在疑惑自己之前是不是看错了？怎么都没有注意里面有“行伊霍之事”呢？石介读到这封信也为之震惊，是自己的笔迹，千真万确。难道是自己当初笔误写错了？范仲淹、韩琦更是恨铁不成钢，怎么会有这么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改革共事者。他们谁也想不到这都是夏竦做的手脚。
事情既然发生了，就需要应对，保持沉默是行不通的。小人用君子的手段做手脚，那是谋略，而君子用君子的手段回应，那叫迂腐。夏竦就抓住了这一点，在仁宗皇帝眼中夏竦就是自己人，只要有人有图谋不轨的心思就第一时间取证，并及时汇报，这就是君子的忠心。真可谓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而无患。只是谁能知道这证据只是一个连当事人都无法辨认出的伪证呢？小人用的手段和君子没有差别，辨别君子与伪君子的难度就和辨认那封书信的真伪一样难。
欧阳修最先不镇定，论写文章欧阳先生独步天下，改革派在文字上翻船，那就在文字上翻盘。写文章反驳，写得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可君子们往往都是有缺陷的，最严重的缺陷莫过于不能揣摩圣意了。夏竦之所以能够一招致命，就是因为能够准确把住仁宗皇帝的脉，知道陛下最关切的是什么，利用这把利刃把对手刺的遍体鳞伤。欧阳修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有可能直冲利刃鲜血飞溅。
欧阳修给仁宗皇帝写了一篇题为《朋党论》，其文理俱惬的文章。“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一开篇就申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君子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然后给皇帝论证非正义的人是不能团结的，他们各怀鬼胎只能是一盘散沙，只有君子可以团结起来做正义的事。也劝解皇帝不必担忧君子之朋，他们都做的是正义的事。“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最后恳请陛下把小人都清理出去，支持君子们为国家贡献力量。不可否认这是一篇奇文，大体是说小人喻于利结党营私，君子喻于义结朋为公。洋洋洒洒引经据典，一定会作为政论文的典范永流传。
仁宗皇帝把《朋党论》拿给了夏竦看，看来仁宗皇帝已经很善于驾驭帝术。把夏竦的信拿给改革派，把改革派的文章拿给夏竦，告诫每一个人其命运都在帝王的手指尖，至于指尖向上还是扣下都在帝王的一念之间。
夏竦不愧是帝师，说道：“陛下治国不要妄想这个世界有君子，每个人都会不失时机的利用灵魂中的恶念。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在利害面前，忘恩负义比忘记母丧还快。陛下做决定时，一定要果断，国家的统治比普通道德要重要的多。大宋的子民是否爱戴您，那是他们的意志，至于是否畏惧您，那是您的意志决定的，显然让人畏惧更利于治理国家，不要把命运交给别人。范仲淹他们那些仁义道德对国家治理毫无益处，让他们赶紧走，越早越好。”
仁宗皇帝听完这篇“高论”，顾不得去欣赏什么《朋党论》了，顾不得去关心什么常平仓了。在夏竦的这番高论之下，《朋党论》倒显得是那么的虚伪不切实际。没有什么道德是高于赵宋统治的，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并不是欧阳修这些改革派犯下的本质错误。他们最大的错误在于不懂得对于肮脏的政治，需要用更卑鄙的手段去周旋。夏竦卑鄙的吐了一口脏水，欧阳修写了一首优美的诗去反驳。如果贾昌朝做一个下流动作，难道还要给他回敬一曲优美的舞蹈吗？这个时期的欧阳修、韩琦、蔡襄都不太明白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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