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七年（1047），二十七岁的王安石出任鄞县（宁波）知县。鄞县濒临大海，远离开封，五代时属钱越国。钱越国统治时，每年都对河道疏浚治理，又修建了一些储水的水库，能够抵御比较大的水旱灾害。本朝以来水利失修，有些水道已经堵塞，或者直接流向大海，完全不能起到灌溉的功用。
王安石上任伊始，就深入全县作实地调研考察。每次出行都自带干粮，从不通知当地百姓是知县来调研。常常是风尘仆仆，冒风寒、履冰霜一走就是几十里十几乡。他曾写过一篇《鄞县经游记》记录一次他的调研经历。花费了十几天时间，风餐露宿。浚渠治川横跨十四乡。可谓夜以继日，不辞辛劳。此次兴修水利的重点是修复东钱湖。东钱湖年久失修，淤积导致河床上升，蓄水量减少，天旱时就会丧失灌溉功能。经王安石疏浚后的东钱湖“灌田五十万亩”，境内百姓“虽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这才是能够唤起王安石成就感的事。
王安石在任上发现，农民春天时青黄不接，种子钱、日常生活开销都需要向富户去借。利息高者达十分利息甚至更高，到秋天还利息，如果风调雨顺还就罢了，农户也落不到什么，要是稍微遇到一点天灾人祸，就得卖儿卖女，倾家荡产，土地兼并就此产生。
王安石经过思考，试验了一项政策：春天庄稼刚刚出苗之时，凡是急需钱粮的农户，可向本地官员提出申请，以地里的青苗作为抵押，向官府贷款。等到秋天粮食收获后，再归还本钱和利息，利息定为二分。百姓既用较低的代价解了燃眉之急，官府增加了收入用以维护粮仓，粮仓里的陈粮借贷给了农户，当农户用收获的新粮偿还时，粮仓又重新贮满了新粮。王安石亲自监督整个借贷过程，既不允许强制贷出，也不允许借而不贷，额度也由农户自定。该政策实施后，富户再也不能盘剥百姓，百姓也逐渐有了余粮可抵御一定的风险，大获成功。
王朝的更替，大多都因为王朝的后期贫富差距过大，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无法调和，而政府又没有有效措施。处理好这些和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才是维持帝国长治久安的定海神针。最好的指导帝王统治的“通鉴”应该来源于治国理政实践，而不是去废纸堆里去找“资治”。
鄞县不少区域地处沿海，出产海盐。沿海的百姓没田可种，不得不卖海盐为生。官办的盐场为了垄断盐业生产，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压私盐。可是这些百姓不贩私盐便没有了生活出路，所以屡禁不绝。为禁绝私盐的贩卖，浙东路转运司给下属各县下发了“捕盐”令，要求雇专人逮捕卖私盐者。为了筹集雇人的费用，还要求各县官吏和百姓出钱。并悬赏告发和提供线索者，一时间人心惶惶。
“捕盐”令下发到鄞县后，王安石只派人贴出布告，并没有实施。王安石给转运司长官写了一封信《上运使孙司谏书》，讲明“捕盐”对百姓正常生活的危害。劝转运使收回发到各县的布告。特别写到：“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王安石真是把《孟子》读到心里去了。不得不说王安石作为一知县，为百姓民生向路转运使即路最高行政长官提书面反对意见，是十分难得的。
皇祐二年（1050），王安石在鄞县任期已满，回汴京述职。实际上鄞县的人民已经为他述过了。王安石留下了他早夭的长女。临走前，王安石乘一叶扁舟来辞别自己的女儿，并作诗《别鄞女》：“行年三十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攻。今夜扁舟来诀汝，死生从此各西东。”他当好了知县，却没有当好女儿的父亲，不禁落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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