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这次来常州任职，身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府衙比在鄞县当知县时要大很多。行事也和在舒州当通判时也不一样，不用惴惴不安的揣度和知州的意见有没有分歧，是不是在贯彻知州的意图。王安石来到这里也不是来躲清闲来了，要论清闲哪比得上在馆阁，践行知与行的统一始终在鞭策着他。
最先引起王安石注意的是，有一条运河流经常州。这条运河是隋唐时期大规模建设的，北通镇江南接苏州，对江南漕运、农田灌溉都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年久失修，运河已经失去了漕运的功能，农民们各自从运河引水，灌溉自家农田。秋冬枯水期，运河上很多区段就连小舟都会搁浅。春夏丰水期水势大的无法控制，经常冲毁农田。新上任的知州王安石打算重新修缮这条运河。
王安石把州县官们都请来商议重修运河的方案。这些州县官没有人发言，没有赞同的，也没有反对的。这些人心里都在盘算，王安石是开封的知名人物，前途无量。只是不知何原因，个人三番五次的要求去地方任职，早晚还会回到京城，成为升朝官也是早晚的事。而绝大多数中下级官员都会在幕职州县官上调来调去，宦游一生。这样谁还愿意实际做事？做出问题来还需要承担责任。虽然王安石从未这样想过，但他无法让别人也不这么想。然而在这样的制度下，官员们普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真的是官员们的错吗？王安石让大家先做方案，把运河流经的区域的修缮方案草拟出来，然后集体做一个评估。
一个月后，各县都把运河流经区域修渠所需要的工具、材料、工时都报出来了。王安石和府衙的通判、推官、掌书记商量之后，决定把宜兴县内的区段先行修缮。这个地方的运河已被私自挖掘的支离不堪，丰水期雨量又比较大，常常对当地农田造成水涝灾害。疏浚好运河，规整好灌溉用的水渠，对运河和当地农业生产都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关于修缮运河泛泛而谈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不置可否，不发表任何意见。论证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直接按照知州的意见写论证材料，要什么时候拿出来就什么时候拿出来。可是真的要出实施方案，开始动手做事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宜兴知县司马旦就站出来了，这位司马公正是在京任职的司马光的哥哥。
因为有这层关系，司马旦也有底气，直接对常州知州王安石说：“宜兴县特殊，属于常州的困难县，实在无法调集人力。”
王安石说：“此次修缮并不是为了朝廷的公共事业，收益的是宜兴县的水利灌溉，减少丰水期自然灾害损失。这样的事情怎能往后退呢？”
这道理司马旦当然知道，但这些官员更知道自己要不了两年就要被调走，现在去征集民夫，去干三年后才能见实效的工作，他们不愿意去。功劳是下任知县的，劳民伤财的骂名自己扛。但即使有个京官儿弟弟也不能和上级硬杠，司马旦准备转变一下思路，进行软对抗。这点倒有点像他的弟弟。
司马旦说：“这项工程太大，如果按照上面这个方案进行，民不胜其劳。咱们能不能分步实施？”
王安石自然也是讲道理的，那就先听听司马旦讲出道理吧。司马旦把自己的步骤好好讲了讲。第一年，论证方案；第二年，培训人员；第三年，购置材料；第四年，全面建设。这样做既稳妥，又可以把自己的任期平平安安的拖过去了。这个分步实施方案险些把王安石的哮喘病激出来。王安石也知道，就因为朝里有人这人才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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