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王安石提任任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就开始没完没了的写制书，纠察开封府的刑狱案件，这每一桩差事都是王安石无比厌烦的。知制诰是中书的下属机构舍人院的主官，虽然是给皇帝写诏书，但那也是“外诏”。即使是“内诏”的翰林学士，如果拟诏书时和宰相的意见有分歧，通常也是要让宰相三分。可是这个王安石就偏偏又在知制诰的岗位上和中书的宰相起了冲突。冲突的不是别人，正是韩琦，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
王安石的文章有其特异的风格，文字瘦硬本就容易让人不好“消化”，手法也常常别出心裁。大家都说毛延寿徇私，他非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大家都说王昭君怀“貌”不遇，他非说“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大家都说孟尝君礼贤下士，广聚人才，他非说“鸡鸣狗盗之雄耳”。王安石的制书发出去，韩琦就不嫌麻烦的把王安石的制书从头改到尾，王安石是一点脾气都没有。按说上级给改文字要表示感谢，可王安石哪里受得了？一次拿着被韩琦改的面目全非的制书去宰相那里讨说法。
王安石大喊：“如此，是俗吏所为！”
韩琦心平气和的说：“公不知，我韩琦正是一俗吏。”
王安石拂袖而去……
嘉祐六年（1061）年末，提点广南西路的李师中弹劾知邕州蔡注。处置的制书是王安石所写，但文辞和中书的意见有所出入，结果报到中书，中书不给批示。中书没批，舍人院还直接把这制书颁布了。李师中看到处置结果大为不满，表示“罪重责轻”。被举报人没有被严厉处罚，举报人当然不会满意。不久，朝廷发布诏令：“知制诰不能申请除改文字。”显然这道诏令就是针对王安石的。
这下王安石的怒火彻底被点燃了。王安石向仁宗皇帝上书：知制诰是皇上的近臣，写制书就是职责所在，不是事事惟执政意见是从。这件事我也将不同意见上奏了，您也不批示，我不知道您什么意见。再则，您可不要以为执政都是公而忘私的，恰恰相反，他们没本事的明哲保身，有本事的专横跋扈。还有，您要还是这么无原则，沉默不说话朝廷就混乱了。您要觉得我说的对，就修改知制诰和执政关于起草制书的责权关系；您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您就换人吧。
如今中书的宰相就剩韩琦了，这个执政不指韩琦还能是谁呢？王安石在三司得罪三司使，在中书得罪宰相，在哪都和自己的上级过不去！嘉祐七年（1062），一桩发生在汴京城的刑狱案件让王安石彻底成了政坛的风云人物。
这个案件不复杂。京城的两个不良少年一个凌老五、一个王老六本是街坊，相互认识。二人都好斗鹌鹑，凌老五有个鹌鹑很厉害，赢得过大满贯赛事，市场价值已经很高了。王老六却因赌鹌鹑比赛欠了很多钱还不上，债主要挑他脚筋。王老六就想要凌老五的鹌鹑还赌债，可凌老五哪里肯给？王老六拿起鹌鹑就跑，凌老五快步追上一脚踢去。不知是这一脚借了哪股妖风，发力极大，角度极其刁钻，造成了王老六当场死亡。
案情简单，当事人供认不讳，开封府判凌老五死刑。王安石又对这个案件的审理结果看不顺眼了。王安石复审此案，认定王老六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凌老五的行为是在缉拿盗贼，虽然踢死了王老六，但也不是杀人，判无罪。王安石反而弹劾开封府，将无罪判成死罪，开封府是渎职罪。开封府当然不服，把案件交给了大理寺，大理寺和开封府的判决一样，案件交给审刑院再审，审刑院同意大理寺的判决。三法司的判决如此，那可就是王安石错了，开封府的判决没有问题。此事件起因最多定为王老六抢夺，凌老五的杀人行为远超追回财物所需手段限度。同时也很难认定凌老五只是为了追回财物，而不是故意杀人。开封府、大理寺、审刑院的判决都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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