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改革倡导者的通病，遇到棘手问题火急火燎、寝食难安，急盼着改革并且有所成效。但这世上哪有一片树叶只有正面没有背面呢？改革更是如此，好做的事都不需要他倡导，早就有人自告奋勇做了去请功了，剩下的全是不好做的事。这些不好做的事，大多是正反两方面问题都比较突出，在相互矛盾中容易顾此失彼。极易陷入左右为难，怎样都不是的局面。解决问题本身就很难，要是稍有成绩，刚把最棘手的矛盾略微缓和，就开始有人说三道四、吹毛求疵了。开始质问你，这为什么没做好？那为什么做的更不好了？这时候离退堂鼓也就不远了。历史上的改革没有几个不是这样惨淡收场的。
这时的朝堂正悄然的发生了一些改变。宋夏战争最焦灼的时候，是韩琦推荐的因朋党之名被贬越州的范仲淹，当然最终的提拔还需要宰相吕夷简的支持，可谓有提有拔。韩琦时任陕西安抚使，已是朝廷的要员，而范仲淹是戴罪之臣。在他们几人从西北前线回来之前，几个谏官连同御史台一起把吕夷简赶回家去了。而现在的范仲淹是参知政事副宰相，韩琦任枢密副使勉强为宰执。面对战后双方地位的差异，韩琦的心中会不会有什么想法呢？当然我们更愿意相信韩琦是位君子。
一天下朝，富弼走在路上问范仲淹：“官家是不是真支持我们改革？”范仲淹惊得一愣。说实在的，范仲淹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君王的心思哪里猜得到？他们说是，那未必是，说不是也未必不是。也不知道他们的哪句话是对自己说的，也不知道哪句是对别人说的。这时的范仲淹已有“三光宰相”之称，哪三光他范仲淹还不清楚吗？简单说，就是曾“光荣”的被贬三次。哪一次被贬不是在君王的喜怒之间呢？面对如此复杂的政局，此时的范仲淹是多么的想念已故的前任宰相王曾啊！因为有王曾的点拨，范仲淹才学会更加全面的看问题。宋夏战争时范仲淹给老宰相吕夷简的那封信不是范仲淹故作姿态，确实是在王曾的点拨下范仲淹有所悔悟。可这时他再也听不到恩师的指导……
王曾是寇准的学生，出生贫寒，但科举中连中三元，在真宗朝就两拜参知政事，仁宗朝出任宰执。勇不惧丁谓的淫威，智胜大奸臣王钦若，就连刘太后都敬他三分。范仲淹想，如果此时有王曾给自己出出主意该多好啊。晏殊那个老头肯定只会笑笑，摇摇头啥也不说，问他还不如不问。
此时的欧阳修、蔡襄还都很年轻，只知道摇旗呐喊，官场的风浪、水深湍急他们都还知之甚少。政事堂、枢密院、谏院都有重要人物支持改革就一定能平稳推进下去吗？御史台什么意见？御史中丞王拱辰可是一位状元，虽然和欧阳修是连襟，但没见得有多融洽。包拯也刚刚进了御史台成为了御史，那可都是当朝道德、舆论的风向标。这些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情感，有喜怒哀乐，还会对政局产生巨大的影响。
范仲淹、富弼、韩琦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