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人的注意力更多是集中在朱琳身上，毕竟她才是今天的百花影后。
颁奖现场气氛相对宽松，娜仁花打趣说：
“今天江弦同志获得了金鸡奖的最佳编剧奖，朱琳同志又拿到了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奖，你们夫妻二位今天圆满了。”
她这一番话出去，可有不少人震动。
“什么意思？江弦和朱琳是两口子？”
“不知道啊。”
“我听着意思像是。”
虽然江弦和朱琳没有刻意的保密过，不过她俩向来低调，这年头信息也不发达，有很多电影工作者还是第一次听说。
“神仙眷侣啊，编剧配女主。”
“哈哈，俩人回去一人抱一个奖杯，谁也别跟谁抢。”
“可不么，一个金鸡一个百花，这下可好了，两口子把金鸡百花俩奖全凑足了。”
等朱琳重新抱着奖杯回到座位上，笑盈盈的把奖杯放到江弦手上。
“明年我争取再拿个金鸡。”
“目标这么小？”
江弦说，“要拿就把金鸡、百花全都拿了，明年拿个双影后。”
“金鸡、百花全都拿了？”
朱琳吓了一跳，“我可没那个本事，那得拍一部《庐山恋》那么火的电影才有可能。”
“《庐山恋》算什么.”江弦欲言又止。
他知道《少林寺》将创造一个中国票房的奇迹，但是朱琳并不知道。
颁奖结束以后是文艺演出。
大概分为音乐、舞蹈、器乐。
搞得还是非常宏大的。
规格很高，都是SX省乐团、歌舞团、歌剧团，然后还有中央芭蕾舞团、中央乐团.
上台的都是老艺术家。
在这当中，资历比较浅的居然是李谷一。
她还年轻着，嗓音条件非常优质，非常能打，一连唱了三首：
《记忆》《知音》《一生最美是青春》
这两年，由于歌曲中“半声”唱法的运用，李谷一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被批为“靡靡之音”“黄色歌女”。
这一次让她登台亮相，也是释放一个信号弹，告诉文艺界：
一个敏感的时期要过去了。
文化艺术可以开始向着更多元的面貌发展了。
这种环境的信号对江弦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红高粱》这篇比《高山下的花环》来的更“大逆不道”，是对战争文学创作观念的重新理解。
为什么重新理解呢？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老战争追求的目标是再现战争过程，基本是从战前动员写到战役的胜利，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通常也是是否逼真地再现了战争的过程。
但是当年那些上过战场、经历过战争的老作家已经慢慢退出时代了。
现在文坛的中流砥柱，大部分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作家。
既然都没经历过，那还按照老一辈的方式写，就算是逼死作者也写不过老一辈那些人啊。
所以要重新理解，用新的手法创作。
这种创作上的突破，必须要和时代的轨迹吻合。
就说《红高粱》这本，放到一年以前，打死江弦他也不敢发表出去。
但在现在刊发，这就有点像顺水推舟，基本没什么风险。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幸运的是江弦获得了多方声援。
就像是上月《红高粱》在《人民文学》1982年第6期上发行以后，徐中玉在《中青报》6月18日第4版上发表了《感觉和创造性想象——关于中篇‘红高粱’的通信》，隆重推荐《红高粱》这篇。
徐中玉回到上海以后，多次来信和江弦打听《红高粱》这篇。
所以他这篇文章的内容，基本是江弦和徐中玉的一些通信内容。
而与徐中玉这篇文章在《中青报》同一版面上刊登的文章，标题就是《怎样才叫宽松》。
由此可窥一斑。
对于无论是主题还是艺术形式都非常离经叛道的《红高粱》，徐中玉和《中青报》这次及时破例高规格的推重，无异于雪中送炭。
颁奖结束，江弦和朱琳回到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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