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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杂志社。
从1982年第六期《人民文学》发行至今，已经过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一部杂志流入市场，大致要经历四个阶段：
“一、试销期。初入市场，经宣传介绍，被早期读者购阅，销路逐步展开；
二、畅销期。经读者群体的评介影响，在市场占有一定地位，销售量增加，流转加快；
三、饱和期。需要的读者已基本购得，经过一段畅销期流转减慢，销售量锐减；
四、衰退期。基本上无读者购买，销路停滞，甚至被市场淘汰。
”
两个月，基本上是每期《人民文学》的进入饱和期的时间。
编辑们也比较关注这个时间点这期杂志的印刷数量，这个数字基本上可以判定，这一期发行究竟是失败还是成功。
崔道怡和王扶都很关注第六期的印量数字。
这回《人民文学》如此大力度的推出《红高粱》这一部，自然是期待第6期的印量实现一个惊人的突破。
今年已经是1982年了。
正值纸面印刷时代最美好的时光。
这会儿的中国人或许没钱买电视、没钱看电影，这会儿也没有那么多电影可看。
所以就。
因为杂志非常便宜，一个工人也订得起。
在这一年，质量哪怕很一般的作品，也可以印几万册。
而这时候那些最好的杂志，《收获》有着120万的印量，《十月》80万，《当代》60万，《花城》60万，《诗刊》50万。
而《人民文学》这本具有重要地位，被誉为最为重要、最为突出也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文学刊物。
每期都有足足150万的恐怖印量。
“出来了没有？”
“快了，快了。”
崔道怡拉着一名主管发行的编辑，盘问着第6期的印量。
编辑噼里啪啦敲着算盘，还没有计算出来。
这会儿连计算机都没，更别提什么计算器了，最好的工具就是算盘，每个学生都得背着算盘去上学。
很难想象，这年头每个学生都必学的算盘，才不过几年的时间，就成了完全搁置不用的古董。
崔道怡也不急于一时，他出去借其他单位的厕所尿了个尿，回来以后，发现办公室里一派欢欣鼓舞的气息，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喜色。
“崔老师！”
管发行的那位编辑激动的握住他的手，嘴都乐歪了。
“崔老师，咱们第6期印量，破两百万了！”
“两百万？”
咝。
崔道怡浑身一抖，异常兴奋。
“具体是多少？”
“两百一十三万册！”
哎呦我的个娘。
崔道怡大脑一麻，感觉自己人都飘了。
就像是喝了高粱酒，而且喝得很酣畅。
这才两个月的时间，就印了两百多万册，这个不同寻常的数字，意味着第六期上一篇受到了读者们的热烈欢迎。
毫无疑问，这篇是江弦的《红高粱》。
这是毋庸置疑的。
江弦这篇《红高粱》发行以后，很迅速便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
《红高粱》受到了文坛评论界的一致推崇，很多重量级的批评家纷纷撰文分析江弦的文本。
不到两个月时间里，评论文章就有20多篇了，且都是对《红高粱》进行专论。
如今，来自广大读者们的反馈也摆在了面前。
崔道怡可以宣布说，《红高粱》已经实现了在文学界和读者两个群体里的大成功。
因为卸任主编一事，最近有些不愉快的光未然，听说这个消息以后，脸上也久违的有了笑意。
在他眼里，《人民文学》在自己领导下质量的退步是肉眼可见的，就像是一座风雨中飘零的茅草屋，在一点点的支离破碎。
然而江弦这篇《红高粱》的出现，无疑是给光未然又打了一针强心剂，再一次满足了读者群体对他们《人民文学》的质量要求。
光未然至今都记得，他和一些个老军旅作家聊起《红高粱》这篇的时候，大部分老军旅作家，一听这篇写的是抗日战争，都是嗤之以鼻。
“这些年轻作家，都没经历过抗日战争，怎么能写得好抗日战争？”
老作家们不屑的背后，也是他们对中国军事文学创作经验断代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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