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朱琳并肩走过一条条街道、胡同，江弦忍不住感叹。
“唉，真快，都1983了。”
在历史的进程里，总有一些年份特别特殊，就像一块又大又沉的石头，“扑通”一声掉进平静的水面，溅起好多水花。
1983年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年份。
这和改开的进程也有关系。
众所周知，改开是先农村，后城市，到了今年，重心已经偏向于城镇。
今年京城四个最大的百货商场，已经和商业局签了合同：超额完成利润承包额的，超额部分国家与商场对半分成，完不成利润承包额的，差额部分由企业利润留成和浮动工资弥补。
在江弦这个“旁观者”观察中，这着实是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年份。
农民、小市民、工人、知识分子，乃至上层领导，都像一罐闷久了的苍蝇，好容易看见一丝光亮，既蠢蠢欲动又担惊受怕。
比如王硕，放着铁饭碗不要非要凑去下海经商，可惜现在还不是那个年代，私企在80年代都比较苦逼，要到90年代才能开始发力并迅速发展。
所以江弦并没有太多的想法。
折腾啥啊？
这年头国内政策一会松、一会紧、一会软、一会硬，浪花一阵接着一阵，毫无逼数。
想暴富，就一个秘诀：倒。
奈何江弦只想做个良民。
兜里这点稿费，只要不闹腾着去创业，还怕不够荣华富贵？
或者去国外碰碰机会也行。
今年江弦一直有个心思，就是再去国外转转。
但是朱琳这会又怀着孩子，江弦可不想这个时候从家里出去。
年前，江弦又收到好几封信。
他比较关注的是其中三封。
一封来自云南，是谢晋寄来的，告诉他《高山下的花环》已顺利杀青。
一封是来自西安，《延河》编辑部的，信里给他讲了《最后一个匈奴》现在在陕西有多火爆，读者们是如何如何喜欢这部，又是如何如何期待这部的下半卷问世。
最后一封是国外寄来的。
字写得古朴苍劲，全是繁体。
“江弦先生：
冒昧来信，请您见谅，首先容许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聂华苓，现在是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一名驻校作家，你或许已经听王濛先生说起过我，说起过我和丈夫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
我一直在挑选今年的“国际写作计划”国内计划人选，邀请中国作家二人，漂泊海外，对国内的情况了解不多，只好麻烦国内的一些老朋友为我举荐。
非常有趣，他们很多人都向我推荐了你。
老实讲，我对你的名字非常陌生。
但是得知你的在国内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以后非常惊讶。
如此年轻的一位作者，竟然在长篇领域得到文学界的认可，放眼全世界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在听说这个消息的那一刻，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认识一下你这名青年俊彦。
在此，诚邀您来到爱荷华做客，加入“国际写作计划”。
匆此，请代向您的家人致意，祝您全家安康快乐，并颂文祺！
聂华苓。”
毫无疑问，聂华苓的来信是让江弦最措手不及的一封。
“国际写作计划”对任何一名国内的作家来说，都是无法拒绝的诱惑。
这不仅是一个与世界文学交流的机会，更是一个出国的机会。
作家也是人，有一个公费出去玩的机会，谁能不心动？
偏偏这个机会给了江弦。
他现在，完全不想离开家里。
只想守着朱琳，等待他家的小小陛下呱呱落地。
晚上和朱琳谈起这件事情，朱琳眼前一亮。
“挺好的啊，这可是去美国的好机会，多难得啊，记得我上学那会，一个宿舍的那姑娘，费了好大力气才考去了美国来着，现在在那边可好了。”
“得了，估摸着这会在那要么是刷盘子，要么是冲厕所，要么就是当保姆，最不济，有可能已经从事了色情服务行业。”
“去你的，你不盼着人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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