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与金内官谈的话题主要围绕光海君，围绕光海君时期的朝鲜情况。
韦宝虽然大概了解了一点点，但是很多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从金内官这里得到的，将是第一手资料。
而且，多了解光海君和朝鲜的情况，将为韦总裁与新的朝鲜王李倧打交道，奠定很好的基础。
光海君在位时期，虽然基本维持对明朝的事大主义政策，但内心已颇存芥蒂。
光海君还是世子时，明朝就屡屡打回朝鲜的讨封，即位之后，明朝依然不肯松口，派辽东都司严一魁、自在州知府万爱民前往朝鲜调查，光海君花费数万银子才搞定此事。
册封光海君问题还在纠结时，广宁总兵李成梁提出趁朝鲜兄弟相争，占领朝鲜，设为郡县的建议。
此事亦在朝鲜引起恐慌，后来言官宋一韩等弹劾李成梁图谋世守朝鲜，明神宗也不予批准，这场风波总算有惊无险地过去了，但这些不快使得光海君对明朝怀有深深的戒心。
光海君年间虽然与日本展开贸易，却要关闭同明朝辽东方面的中江开市，此事被明朝辽东都司阻止，造成了辽东方面与朝鲜的矛盾。
镇江游击丘坦更是多次指责朝鲜怀有异图，惹出许多麻烦，一直持续到明朝征兵助剿的前夕，都是因为光海君要关闭互市引发的。
此外，光海君年间明朝七次遣使东来，其中五次都要朝鲜贿赂数万两白银，因此接待明使成为朝鲜的沉重负担。
万历四十六年（1618），明朝要求朝鲜出兵助剿努尔哈赤。
光海君本来就对明朝不满，他一方面深知朝鲜国力羸弱，另一方面也预料明朝难以成功，所以不想出兵。
但备边司诸臣都认为出兵是朝鲜作为属国所应尽的义务，宣称“与其得罪于天朝，宁得罪于圣明”。
光海君拗不过上国明朝与本国诸臣的压力，同意派姜弘立领兵一万援助明朝，他还叮嘱姜弘立切勿对明朝将领百依百顺，要见机行事。
结果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的深河之战中，朝鲜军全军覆没，姜弘立投降。
据修《光海君日记》的史官称，光海君暗中要求姜弘立不战而降，同时将出兵的消息泄露给来会宁交易的女真商人，又派女真语翻译河瑞国面见努尔哈赤表达诚意。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姜弘立投降是早已预定的奉旨行事。
但另有学者认为《光海君日记》中的记载是仁祖朝史官对光海君的诬蔑，光海君并无要求姜弘立不战而降的密旨。
深河之战后，明神宗下赐朝鲜1万两白银以示慰问。
但在明朝尤其是辽东地区，则盛传姜弘立之降是由于朝鲜早已私通后金。
在此情况下，明朝翰林院检讨徐光启上疏称“鲜、奴之交已合”，主张明廷派遣大员监国朝鲜，防止朝鲜落入后金手中。
随后云南道御史张至发也提出类似主张。
光海君听说后，连忙起用被禁锢的西人官员李廷龟为辩诬使，因为他曾在宣祖朝辩诬丁应泰事件时表现出色。
同时，他大张旗鼓地宣传深河之战时战死的宣川府使金应河，表彰他的英勇事迹，并命令在明将往来处修建金应河祠堂，还让百官撰写纪念诗歌，编成《忠烈录》，使其流传到明朝，以此来转移明朝人对姜弘立投降的注意力，化解明朝对朝鲜的疑虑。
明廷中虽然大部分人对徐光启等的监国朝鲜之议不以为然，但仍担心朝鲜与后金勾结，并希望朝鲜能发挥对后金的牵制作用。
万历四十七年（1619）八月，明朝辽东都司派差官袁见龙来到朝鲜，发下了明廷赏赐的1万两银子，并询问朝鲜有无里通后金，然后又要求发兵助明。
光海君谢绝征兵要求，此后他反而多次遣使明朝告急，要求明朝保护朝鲜。
天启二年（1622）四月，在辽东已经沦陷的情况下，明朝派监军梁之垣带了皇帝敕谕和3万两银子自海路来朝鲜，要求朝鲜出兵和提供船舶。
光海君继续虚与委蛇，称不是他不想派兵，而是因为毛文龙在朝鲜境内制造事端，导致后金进攻朝鲜的危险增大，自顾不暇，难以派兵，并贿赂了7万两银子把梁之垣打发走。
天启元年（1621）七月，明朝将领毛文龙受辽东巡抚王化贞之命，袭击镇江，生擒后金守将佟养真。光海君对此事态高度关注，因为这意味着明金之争即将燃烧到朝鲜境内。
在后金的报复性打击下，毛文龙及一大批辽东难民涌入朝鲜境内，令光海君十分头疼，他不仅害怕毛文龙会引来后金军蹂躏朝鲜，还担心毛文龙监视朝鲜，妨碍他的中立外交。
事实上，后金军确实在天启元年（1621）底越过结冰的鸭绿江，进入朝鲜追杀毛文龙，毛文龙逃到安州才保住性命。
后金军的侵入有朝鲜边臣的故意引导，甚至很可能就是受了光海君的指示。
光海君多次派人劝谕毛文龙躲入海岛，最终毛文龙在天启二年（1622）十一月进入椵岛（皮岛），暂时缓解了局面。
光海君虽然对明朝阳奉阴违，却每每能妥善处理，令明朝消除疑心，比如当时的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就认为光海君“其所以为我中国虑者，甚于中国之自为虑”。
仁祖反正后，明朝官员仍称赞光海君是“十数年来忠顺之臣”，质疑仁祖的合法性，迟迟不予册封。
可见光海君对明外交是有一定巧妙手腕的。
光海君时期，努尔哈赤领导的建州女真部日益强盛，朝鲜北部的忽温、老土等“藩胡”部落被次第吞并，藩篱尽撤，因此光海君从一即位就密切关注努尔哈赤的动态，强化军事国防，注意情报搜集工作，主张“远斥候、谨烽燧、慎间谍、明纪律”。
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称汗，建立后金政权。万历四十六年（1618）内，朝鲜陆续收到努尔哈赤四封书信，传达了所谓七大恨，并要求朝鲜不得协助明朝。
光海君正好被明朝的征兵要求弄得焦头烂额，他深知“此贼养兵几四十年，虽以天下之兵当之，胜败未可知矣”，但迫于明朝和众臣压力，还是派姜弘立率军一万随明军出征，结果在深河全军覆没，这正是在光海君的预料之中。
光海君基于局势判断，自知朝鲜尚未摆脱壬辰倭乱的后遗症，国力疲弱无比，而明朝也不足恃，努尔哈赤则蒸蒸日上。
他认为“以天下之兵力，不能折冲，以致攻陷大镇，如摧枯拉朽，席卷长驱，而无人呵禁，则良平之谋、孔明之才智，恐不可防也”，甚至预料到女真之祸将会导致明朝内乱乃至灭亡。
所以他确立了“羁縻缓祸”的对后金外交基本方针，达到“姑为弥缝，以过凶锋”、“勿令此贼饮马于汉水”的目的。
然而朝鲜朝廷的主流意见却是“斩使焚书”，采取依赖明朝、对后金强硬的政策，光海君对臣子们的高谈阔论非常反感，指出：“中原事势诚为岌岌，此时内为自强，外为羁縻，一如高丽所为，则庶可保国。而近观我国人心，内不办事，外务大言，试以廷臣收议见之，武将所言，皆是临江决战之意，其为可尚矣。然则今之武士，何以畏西边如死域乎？不及考虑远矣，徒虚语耳！……我国人终必以大言误国事矣。”
此后，光海君围绕对金国书问题，不断与大臣发生冲突。
深河之战结束一个月后，努尔哈赤就派人送来国书，表示理解朝鲜为报壬辰倭乱时的再造之恩而援助明朝，并要求明确回答朝鲜的对后金政策。国书中努尔哈赤的头衔被翻译为“后金国汗”（这是“后金”一词的首次出现）。
备边司对此持强硬态度，光海君则生怕回信刺激后金招来国难，最后决定将努尔哈赤来信报告明朝，同时以平安道观察使朴烨的名义给“建州卫部下马法”送去回信。
努尔哈赤认为此信内容毫无新意，完全套用明朝的说辞，回信指责，并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连发三封国书，光海君虽力主“胡书不可不答”，却因明朝差官袁见龙的到来及辩诬徐光启等的监国朝鲜论而无暇顾及对后金的外交。
天启元年（1621），后金攻陷辽东，大量辽东难民流入朝鲜境内，努尔哈赤致书光海君，要求归还辽东人口。光海君与众臣又经过一番争论，决定不答复后金国书，只派满浦佥使郑忠信出使后金，同时以刺探情报的目的将出使之事告知毛文龙，征得其同意。
九月二十四日，郑忠信来到赫图阿拉，扬古利等接见了他，几乎没达成什么共识，其礼物也被努尔哈赤退回。
光海君见郑忠信无功而还，要求回复国书，被备边司拒绝。
努尔哈赤虽然暂时没有攻朝计划，但要求朝鲜必须在明与后金中作出选择，并交出毛文龙，讨厌朝鲜模棱两可的态度。同年十二月，努尔哈赤送去了口气更加严厉的国书，光海君愈发着急，扬言要把那些主张“闭关绝使”的大臣送去抵御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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