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能见到韦宝，他们俩都有些激动。
这还是他们在天地会的时间尚短，若是在韦家庄或者辽南生活了超过半年的人，能见着韦总裁，只怕会更加激动。
“快请起来。好，好。”韦宝见着宋应星两个儿子很高兴，“我尊宋先生为师，我们便是同辈相交，你们叫什么名字？”
“快说啊，总裁问你们的名字。”宋应星赶紧用江西话对两个儿子道。
他两个儿子从江西出来的时间不长，南方一座山就是一片方言，五花八门，不像北方话大都大同小异，北方语言更加容易统一。
“禀告总裁，我叫宋士慧。”
“禀告总裁，我叫宋士意。”
宋应星的两个回禀道。
韦宝高兴的点点头：“很好，你们俩以后就在我身边充任随扈吧。”
宋应星闻言大喜，韦总裁身边不是总裁秘书处的美女秘书，就是总裁卫队和天地会统计署的人，虽然总裁秘书处下面还有少量的负责外务的管事，和一些服侍总裁的厨子，车夫这一类人，但男人很少。
两个儿子若是能够留在总裁身边，对于将来在天地会中任职是大有裨益的。
“还不快谢过总裁吗、”宋应星见两个儿子没反应，赶紧着急道。
宋士慧和宋士意才赶紧作揖深鞠躬，“谢过总裁。”
宋应星不好意思的笑道：“他们刚刚从老家出来，我前面多年忙于科考，一直在外到处跑，疏于对他们教诲。总裁不要见怪。”
韦宝道：“没事，都有个过程，在我们这里见的多了，以后自然会不一样的。”
韦宝不光是给宋应星这个面子，他觉得宋应星两个儿子挺有眼缘的，加上年纪不大，也想要两个这样的人跟着自己。
吃过饭，韦宝与宋应星聊天。
谈起金融，宋应星道：“其实在我看来，天地会中央银行已经远远强于外面的各家商号，就算历史最悠久，最成体系，规制最完善的晋商钱庄也无法与我们相比的。只是总裁不拿足够的本金出来，光想以未曾稳固的权力获取巨额财富，这难度才会比较大。”
韦宝笑道：“不见得，咱们虽然比他们先进，可晋商钱庄有这么久的历史，且基本的兑换，存储，房贷业务都很成熟，咱们想在他们手下杀出一片血路，也不容易。至于投入咱们的银子，我是不合考虑的了，宋先生不必再劝。天地会中央银行还是老规矩，除去总行，其他各地分行，每个省的存银无须超过一百万两。”
宋应星见韦宝这么坚持，不敢再劝，但还是深深忧虑。
这回他们从韦家庄过来，虽然没有带来金银，却带来了等价于一千万两的天地会纸币。
明代初期是推行纸币制度，禁止使用金银的，然而前进到五十多年后，英宗即位，大明宝钞已退出流通领域。
于是，放松用银的禁令，公开使用白银，使白银的流通范围越来越广泛，而取得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种基本的货币职能，成为正式的货币。
这一变化的原因应从纸币、铜钱、白银三者在流通中的变化和发展去寻找，即从实际出发去探索其规律性，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首先从大明宝钞流通情况进行考察。
大明宝钞制度是不兑换的纸币制度，由于军需支付繁重，铸钱数目又不多，只有靠发行纸币来应付。
在洪武十三年便已有通货膨胀的现象，随后发生了新、旧钞差价倒钞问题，并愈来愈严重，使纸币的购买力大大贬值，宝钞制度开始败坏。
永乐二年左都御史陈瑛因纸币愈益奎滞提议实行户口食盐法，即食盐税，规定大口令月食盐一斤，纳钞一贯，小口月食盐半斤，纳钞五百文，藉以收回流通中过多的纸币。
仁宗即位时，尚书夏原吉又提出增添“门肆、门摊诸税”，具体措施收回在流通中充斥的纸币，以提高其购买力。
并建议“官钞宜少出”，但实际上行不通。
明宣德年间大明宝钞继续贬值。
刘定之针对这一情况，主张收缩通货。
到了明英宗正统元年解除用银的禁令，大明宝钞实际上已不行使。
成化二十三年邱海以“物与币两相当值”为论据，抨击实行不兑换纸币制度与通货膨胀政策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主张实行以银为主，钱钞并行的货币制度。
从此白银已获得合法货币的资格，并在货币流妙兼用。
七成用钞，三成用钱。
在大明宝钞不断贬值的情况卞，人民自然乐于使角铜钱，以求尽量减少损失。
在禁用铜钱行不通的情况下，公开让铜钱与钞票在市面上流通。
可是明初铸钱很少，洪武、永乐、宣法年间虽曾铸钱，但数量不多，加上私铸猖撅，劣钱泛滥，造成钱分等级，因而铜钱在流通中已不可能成为明代的主要货币。
再从白银流通的情况看，开始是严禁使用白银，但禁而不止，在纸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它的流通范围却愈来愈广，终于成为明代中后期的基本货币制度。
所以造成这一局面，概括起来一是纸币的不断贬值和铜钱减少私铸猖撅，促进了白银的广泛使用。
二是白银更适合充当货币的材料。
因为白银与铜钱比较具有优点，同质性、易于分割、不腐烂、体积小而价值大、便于携带，并能执行货币的更多职能。
三是白银的生产量大量增加，基本上可以满足流通中的需要。
这一条也很重要，虽然过去就有白银，但数量少，形不成流通中的基本货币。
在明万历年间，大开银矿，所以银钱的铸造，比以往其他朝代的银钱要多。
加上当日士世界各国都掀起开金银矿的狂潮，互相影响互相促进。
四是开展国际贸易的需要。
明初是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不许寸板下海。
明中叶以后，放松了海禁，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海外贸易开始发展起来并逐步增加。
通过贸易把中国的货物输往国外，与此同时美洲银元、荷兰银元也通过菲律宾的华侨流入中国。
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白银确实带来许多方便，既可以充当购买手段、支付手段，而且还可以充当贮藏手段。
就是说，黄金白银可以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这是纸币铜钱所不能替代的。
所以白银成为明中叶后的基本货币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货币史上的大进步。
尽管明代纸币流通了五、六十年后就退出流通领域，纸币制度败坏了，但不少有识之士对纸币本身的作用仍给予肯定。
明初任巴陵主簿的叶子奇认为，元朝纸币的流通，“用以权百货轻重，民甚便之”。
它的失败‘去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后世变通不得其术也”。
就是说，元代开始实行的是权钱的兑现纸币，后来的失败就在于发行数量过多，不能维持兑现。
他说，“欲立钞法，须使钱货为之本。
如盐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则茶盐立得，使钞法如此，乌有不行之患哉”。
因此，他主张实行有钱货为之本的兑现纸币的流通制度，并且不会有什么害处。
他把纸币的兑现和凭盐引领盐、茶行领茶的兑现等同起来，说明他没有注意它们的区别，因而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
因为盐引、茶引的发行数必须同国家掌握的实有盐茶数相等或多余一部分，盐茶引才能兑现。
若国家掌握的盐茶实有数少于盐茶引标明的数量，就会有一部茶盐引不能兑现。
而纸币的发行数却可以多于现金准备数的几倍，同时又大致符合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不仅持币人能买到货物，而且币值也能保持稳定。
其所以如此，就在于纸币是货币的符号，能起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而盐引、茶引却不具有这一职能，它们只起着汇票性质的作用。
但叶子奇提出用兑现纸币来调节物价的办法，却是比较深刻的。他说:“以钱为母，以引为子，子母相权，以制天下百货，出之于货轻之时，收人之货重之日，权衡轻重与时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之池水，所人之沟与所出之沟相等，则一池之水动荡流通，而血脉常活也。
借便听人之沟虽通，所出之沟既塞，则水死而不动，惟有涨浸淫，而有滥筋之患矣，此其理也”。
就是说，当货轻即物价低时，要投放货币，当货重即物价高时，要回笼货币，使流通中的纸币保持一个客观的适当数量，池中之水能动荡流通，如人血脉能常活一样。
否则就会泛滥成灾。
叶子奇的上述比喻十分生动形象地说明纸币在流通中必须保持正常的数量，才利于纸币的顺利流通和币值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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