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手上还有尚方宝剑,可以说是恩宠非常了,但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地方做官。
清朝乾隆下江南时,曾召见浙江道员罗源浩。
乾隆对他印象不错,就想把他调到京城做官。
罗源浩虽然口头答应,但是却面有难色,后来就把他留在了地方。
罗源浩当时属于地方官,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做京官。
古代文人,学而优则仕。
但是,在做官上面,又有两个选择,一种是做中央系统的官员,是为京官。
一种是离开中央,到各地方去做官,是为地方官。
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状元、榜眼、探花直接留在中央,授予官职。
剩下的进士,则要继续考试,合格的进入翰林院继续学习,是为庶吉士。
三年期满后,还要考试,合格的留在京城,授予官职。
不合格者,则发配到地方做知县。
显然,在朝廷看来,京官比做地方官有前途。
那么,在明朝和清朝时期,京官和地方官相比,有哪些优劣呢?
发展潜力不一样。
新科进士如果出任知县,大多如丧考妣,很多士人会感觉仕途无望。
因为,明清时期的士人,如果做地方官,大多都是知县、知州等官,很少能够做到知府、道台的,更不要说,尚书、巡抚之职。
而做京官,虽然起点也不高,但是只要坚持下去,升迁还是不成问题的。
尤其是庶吉士,更是多方拉拢的对象,因为他们的未来不可限量。
后来更是出现了“非进士不入翰林,不翰林不入内阁”的传统。
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办事”,有人就代表着资源,也就是靠山,而有了靠山,升迁就会很容易。
传统政治中,党争很严重,随便加入一方,就算有了靠山。
即使不想卷入党争,在都城几十年,几个朋友还是会有的。
说不定以后哪个发达了,顺便就可以捎带一下自己。
还有的京官,如果有机会做侍讲学士,给太子当老师,以后前途更是不可限量。
明朝著名的政治家高拱、张居正都曾做过太子老师,后来都成为内阁首辅。
而地方官,除了上级领导之外,很难找到自己的资源和靠山。
所以,地方官想要升迁就很难了。
名臣于谦在任地方官时,因为入京述职时,不肯贿赂权臣王振,最后竟被投了大狱。
因为朝中无人,没人愿意帮他。
最后,是当地百姓群情激愤,联名上书,王振迫于压力,才把于谦放了。
但是,做地方官的,很少有人能做到于谦这样的威望。
地方官政务复杂,例如知县,不仅负责审案判案,还负责税收、徭役等各种任务。
不仅工作多,而且压力还大,有各种考核,极易出错。
朱元璋时期,地方官每年都要到户部报告财政收支,户部审核通过才能结算。
但是,因为牵涉到一个州县的财政,所以,经常会出错。
如果有账对不上,这就需要地方官回到任职地,重新造册,然后再盖上机关大印再来户部核查。
但是,古时候交通不方便,来回可能就要折腾几个月。
所以很多地方官会在出发时,带着盖上机关大印的空白印册备用。
这是元朝的惯例,在明朝初期也没有被禁止。
后来,朱元璋发现此事,认为欺君罔上,竟然下令所有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这就是著名的“空印案”,共牵连上万人。
明朝著名学者方孝孺的父亲,也死于此。
遇到王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地方官更是可能性命不保。
张鹤鸣之所以不愿意在辽东任经略,就是因为后金当时闹得凶。
明朝官场称:“州县官犹如琉璃屏,触手便碎。”可见地方官压力之大。
而相对来说,京官的工作任务较轻。
尤其是明朝的很多言官,后来更是为骂而骂,没事找事。
京官很多时候,都在忙于一件事情,那就是争权夺利和讨好皇帝,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
还是有很多士人愿意做地方官的,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
清朝官员俸禄承袭明朝,俸禄主要由年俸、禄米和养廉银组成。
例如正一品,年俸180两,禄米180斛,虽然俸禄很低,但是还有其他途径来钱。
为了防止地方官搜刮百姓,清朝开创养廉银制度。
正一品官员养廉银则有16000两之多。
而年俸相比于养廉银,简直是微不足道。
其他官阶的养廉银,也比年俸多的多。
有的地方官,贪心不足,有了养廉银之后,继续搜刮百姓,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罗源浩就是因为此,才愿意一直做地方官。
但是,京官是没有养廉银的。
当然,京官也会有一些灰色收入,例如冰敬、炭敬等,这是地方官员孝敬给京官的。
但也只有高级官员才会有,京城小官,还需要继续忍受煎熬。
京官占整个朝廷官员的一半,所以,京城有的是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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