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和毛文龙闻言，不约而同的互相看了一眼，原本觉得韦宝厉害，但也只是正常人的水平，现在他们是真的墙都不服，就扶韦宝了。
韦宝居然可以一个人分别扮成两个人，自言自语？反正正话反话都让韦宝说尽了。
“那韦公子，我们朝廷的财政状况，现在到底怎么样？到底是全面出击，各地坚守，困死建奴的方略合适，还是王在晋全面退守，据守山海关以逸待劳的方略合适呢？”袁崇焕问道。
“我觉得，关键不是哪种合适不合适，而是根本无从选择！”韦宝答道：“不怕说句犯忌讳的话，现在的大明朝哪还有辽东啊，广宁丢失后，锦州以北早在后金的控制中了，明军能勉强控制的地区只有狭窄的辽西走廊了，而辽西走廊在军事上是死地，无论对明还是对金，都不适合长期驻军，所以后金对辽西的军事作战每次都是拔点抢东西而不是占领。不收缩等着被后金隔段时间就来收割呗。现在其实已经退无可退！大明即便缺银子，缺的也绝不是这么一点点银子，关外的问题，看着好像是在关外，其实都在关内！朝廷稍稍经济状况好转一点点，建奴立马都得逃到深山老林躲起来！”
毛文龙听后大喜：“总算是有个明白人了。”不由的鼓掌为韦宝赞同：“真喜欢听韦公子说话，只有韦公子一个人的话能说到老夫心坎里去，跟老夫想的一模一样！”
韦宝呵呵一笑，这是很简单的认识吧？没有想到毛文龙这么激动。
其实全世界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只有一本书认为王在晋在山海关重城的策略不是错误的，那就是王在晋自己写的《三朝辽事实录》。
而且，王在晋自己也不明确当时谁对谁错，而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抬杠，借孙承宗的奏疏让人误以为孙承宗对他无法接话。完全是文字游戏。
纵观全书，给人感觉，那应该是孙承宗错了吧。
网络黑袁崇焕之风盛行之后，袁黑们意犹未尽，就把这事情拎出来。
因为袁崇焕和孙承宗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袁崇焕一开始就激烈反对过王在晋！
这问题本来就是因袁崇焕而起，他与孙承宗观点相同，并最后成为弃建八里铺重关，改守宁远的倡导者、支持者及主要实施者。
只要有人说袁崇焕对的，网络上就有人站出反对，杜撰臆测，写了《明冤》、《奏折上的晚明》这些书。
生生创造出孙承宗、袁崇焕出错的观点，并使之成为流行。
其史料出处，就是这一本《三朝辽事实录》。
在明代，“下之达上，曰题，曰奏，曰表，曰讲章，曰书状，曰文册，曰揭帖，曰制对，曰露布，曰译，皆审署申覆而修画焉，平允乃行之。”
《明史·职官制一》从来就没有“奏折”、“折子”这一类的说法，那是清朝的习惯，书名就纯粹是清宫戏看多了的产物。
这类书的读者，有些人心中的辫子剪不断，却常常骂别人是满遗，是鞑子。
究其实，《三朝辽事实录》也不是一本书，是言论横行之时发酵的一本自我标榜的东西。
明末清初那个时候，言论毫无限制，什么刊物只要你肯出钱，都可以付梓面市。
书中以万、泰、天三朝的辽事为基础，大谈自己如何如何怀才不遇，策略如何如何正确，孙承宗怎么怎么有贪污的嫌疑，孙、袁主张的辽人守辽土，最后怎么样，也不行了吧。如此等等。大多是个人之偏见，外加玩弄文字把戏。
关于在山海关修建八里铺重城与孙承宗的争论，这个事情是王在晋生平最出丑的事件之一，当然不能不提。不外乎又玩文字游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如果王在晋真的有道理，怎么最后是他被赶去南京兵部。而孙承宗代首辅叶向高出镇行边，督师辽东？
此事前有朝会，后有奏疏详细说明，是整个一系列的国家决策。
当时的时局，就算有部分朝臣是懵逼不懂，难道以叶向高为首的大臣们，是好蒙骗的小孩子吗？明摆着，王在晋就是错的。
孙公死难，在崇祯十一年戊寅十一月十日。清太宗兵破高阳，公以故相家居，阖门死义，子孙及兄弟之子若孙，力战骂贼，不屈而从死者至十八人。当时岂不震动天下？
凡有人心，孰不知哀之敬之？在晋为此书，其序跋正在戊寅、己卯之间。申用懋一序，纪戊寅秋日，在晋自序，纪戊寅冬季；其子会苾一跋，纪己卯上巳；盖刊行在高阳惨闻播之后。以人情论，对高阳纵有私憾，亦何忍遽谤书於元老甫经遭难之日？幸而在晋小人，只知恩怨，不知义理。一面造谤，一面又直供蓄怨之来由，恶直丑正，肺肝如见。——孟森《〈三朝辽事实录〉评》
大史家谢国桢搜尽明末清初史籍上千本，摘其目录索引，著成《晚明史籍考》一书。包融了很多甚至记载有明显错误的史籍，只要有一点史料价值，都名列其中，却偏偏没有这本《三朝辽事实录》。无非就是认为，此书所言所写，其实太过扯淡，毫无价值可言。
孟森对此书的评价更是刺骨，孙承宗在世的时候，你不敢黑他，到他死了你各种毁谤，王在晋简直无耻。
后世的网络上，有些人为了彰显自己的观点正确，不惜深挖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另加以脑补臆测，杜撰各种情节。把这本书奉为史料经典，拿这种大家都不看甚至不知道的“史料”，这逼格也装得也是够高。
谢国桢先生在《清开国史料》有收录《三朝辽事实录》，并有专门的评语。（王在晋）明初经略辽东，与蓟督王象乾专主款蒙古，守关门而弃关外。欲于关外八里筑重城，坚守御，其计颇左。唯是书上起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下迄天启丁卯十二月，叙事溯源详流。首总略，次编年及奏议，十余年之事，记载綦详，裒然巨帙，为治辽事者所必参考之书也。
以此看来，说谢老认为此书毫无史料价值，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谢老认为的史料价值，应该这样说，在明清易代之际，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对史实记载最不较真的时期。什么人都可以写史，什么人都觉得自己亲眼所见就是真的，写的观点是对的。
以至于很多史料互相传抄，好几本书对一件事情同样的记载，犹不可信。
所以，对于明末清初的史料，要有辨析的看。谢老所说的价值，是因为从万历四十六年辽事起（萨尔浒），到天启七年十二月这个期间，整个的辽事都有记载。
因为在明末的史料中，经常是一件事情只是几句话就带过去，很难得象这样有顺序的叙述下来，其价值就在于“十余年之事，记载甚详”。但是，不等于有记载，就一定是对的。
以王在晋的风格，常常在事实上，玩很多文字游戏，以夸大自己的功劳，贬低对手（主要是孙承宗）。
举一个例子，修八里铺这事情的奏疏上：王在晋题：『臣因严关墙低土薄，旧边止三丈二三尺，今加高至四丈，土帮止八九尺，今填阔至二丈二三尺。墙则砖灰坚砌，土则夯杵并加，虽南北二部尚有一千八百丈未修，而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城外錾濠，濠外掘品字沟，沟中下暗签，沟外间一摆空营，众工毕举，窃意计期可成，又于八里铺筑新边，已完土墙二百余丈，臣不时往返，身先调度，勤者赏劳，惰加罚，终日兢兢，如临大敌。————《三朝辽事实录》。
按照王在晋的说法：一丈三米，一里495米，一里差不多165丈。（明代的度量衡甚至如此）一千八百丈未修，就是十几里未修，旧城一共才二十里，也就是三千三百丈，他修了一千五，一半都不到。已完土墙二百余丈，三十七里新城，不过完成一里多。
而且，以上还都是土墙，修城肯定不是只用土堆一下就了事的，至少得有砖。请了九十三万两银子，蹦哒半天就这点工程出来。而且，这还是王在晋自己说的完成量，恐怕还得挤点水分出来才对。
但是，他就敢说城墙“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他自己则“不时往返，身先调度，勤者赏劳，惰加罚，终日兢兢，如临大敌。”象这样不尽不实的语句，在《三朝辽事实录》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多，几乎比比皆是。
明朝自萨尔浒兵败以后，关外岌岌可危，朝廷将熊廷弼提拔为辽东经略。
走马上任之时，也是关外抚顺、清河、铁岭等重镇沦陷之际。可是他干不久，又被罢官了，接任的是袁应泰。袁应泰觉得辽东兵力还很多，完全可以跟努尔哈赤大干一场。所以深沟高壑，竖壁清野，结果干下来，继续丢了辽阳，丢了沈阳。
看来看去，明廷觉得，还是熊廷弼能打，他又成了辽东经略，同时派了一个辽东巡抚王化贞。
熊廷弼认为跟努尔哈赤不能马上开战，应该守而后战，站稳脚根再开战。而且，要打，也是要求蒙古、朝鲜加上明朝自己的三方兵力一起发动，也就是“三方布置”策。
王化贞呢？他的座师是首辅叶向高，跟前面的袁应泰以及明朝大部分官员一样，迷之自信，声称对后金完全可以“一举荡平”之。
巡抚这个职务，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就是逐步演变成军、政、民务啥都可以管。能廷弼的经略也不过是啥都可以管，明朝在辽东的经抚权力严重重合。
王化贞在广宁前线，关外主力重兵都在他手里，他不认可什么三方布置，不听你的。熊廷弼对此毫无办法，只能任由王化贞去荡平，最后荡平的结果，当然是王化贞败的很难看，整个广宁重镇都丢了，率残兵逃回。熊廷弼率亲属五千兵接应，退回山海关。
本章节尚未完结,共3页当前第2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