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一些公认的明君在位期间一样要面对党争的考验，例如李世民、朱棣、康熙等，但他们都比较好的化解了。
优秀的统治者，一定都是懂得政治平衡的艺术的，他们能在关键时刻能杀伐决断，更能在各利益群体中寻找到最大公约数，最大程度的团结内部力量。
崇祯无疑可以归为最差的统治者一类。
中原政权在与少数民族政权交战还处于难分胜败阶段时，中原政权一方投降少数民族并反戈高级将领数目之多，崇祯朝无出其右。
在与农民起义军作战中开门投降守将之多，甚至京城三日城破者，只崇祯朝一家。
内部官僚体系离心离德到如此地步，与崇祯缺乏政治手腕很有关系，具体要从党争说起。
虽说万历、天启明朝已有气衰迹象，但权力中枢还受控制，辽寇猖狂但关锦防线固若金汤，毛文龙的存在更让其如刺在喉，农民起义虽此起彼伏，但帝国军事体系还能进行有效镇压。
总体来说，若措施得当，崇祯未必就是亡国之君。
可惜的是，崇祯的中二病无情地摧残了这个国家，刚上台就处置了魏忠贤，官僚系统从此崩溃，再没一人能有足够威望把帝国的命令贯彻到基层。
更糟糕的是，在东林党的压力下，凡是所谓阉党皆永不录用，这种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在盛世之时尚且伤筋动骨，在乱世就更是自我灭亡之举，自此东林党一家独大，并危及皇权权威，政治上既要清誉又要利益，自然所有黑脸的戏份由你皇帝独自消受了。
在利益面前没有是非对错，当皇帝为一个利益群体扫平所有障碍后，他会迅速变成一个魔鬼。
崇祯不会明白，为什么他殚精竭虑却江河日下，为什么他勤俭节约却贪官遍地，为什么他能君王死社稷却缺少以死报国的将领。
崇祯很中二的认为读书人就应该以实现圣贤治世之道为最高目标，追逐利益都是可耻的。
崇祯认为武将的最高理想就应该是马革裹尸还，就算皇帝指你往死路走也要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崇祯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臣民的所有都是皇帝的恩赐，如果皇帝什么时候拿回去也要欣然接受。
当崇祯发现他的臣民没有一个有他想象中的高尚情操时，他竟然像发脾气的孩童一样横蛮的要求世界如他所愿。
没有任何一个有为之君会像崇祯一样天真，所谓圣贤之道所谓君子节操只是封建教化的表象说辞，遮盖住人性难以启齿的的地方而已。
人类社会的原生动力，从来都只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一言以蔽之。
明后期，东林党与浙齐楚党，以至发展到后来与阉党的纷争，为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这场几十年间的战斗，无论举什么为国为民大义凌然地牌子，其实上就是为同党，为后世子孙，争夺仕途空间。
这从日后东林党控制南方科举，非东林党人难以中举，就可以清晰的表现出来。
天启初年东林党全面胜利后有过一次短暂的众正盈朝，可以说满朝重要官职皆东林。
逼得浙齐楚余党投靠他们最看不起的太监，并引发皇帝的警惕，使阉党得势。
东林遭到魏忠贤的集体杀戮，殃及边将，如熊廷弼等，各地书院被毁。
宋以后到明末，士大夫群体遭受惨烈之迫害，无出东林党人之右。
没有皇帝支持和浙齐楚余党的推波助澜，魏忠贤一个太监凭什么。
什么为国为民大义凌然，这实是可笑之极。
一旦党争，就是争夺生存空间。
在党争当中，也是有商人的影子在的，只是明朝的商人多数藏匿于官府中，官与商，几乎难以区分了。
比起清末，明末更加不堪。
凡是官商不分的朝代，一定都是最腐败最黑暗的，商人当大佬，本身就是国家的悲哀。
根据韦宝分析，这次东林党能形成短暂的卷土重来之势头，有晋商的因素从中起作用，这从林文彪给韦宝的情报当中也能反映出来，范永斗和几名晋商大佬连夜赶来京城了。
晋商自然不希望尽数撤走关外的兵马，晋商一方面帮助后金，从后金身上赚钱，另一方面，晋商也希望明军能够雄起，能够持续吧不断的对后金军队造成压迫，只有这样，晋商的生意才能好。
所以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晋商希望后金军队与明军达到某种平衡，反正只要不相差太大，谁领先一点点都没有关系。
只有势均力敌的状态，晋商才能得到最多的好处。
所以，韦宝觉得说晋商都是汉奸，也有点说不过去，韦宝相信他们本意并不希望大明倒闭，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好处，绝对不是利益最大化的的好道路。
就像东林党一样，韦宝相信东林党也不会希望乱搞，把大明搞的倒闭了，最后这帮人都当亡国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