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劳辛苦如此，却也不能确保性命，倘使遭受到水旱灾害，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战乱，官府的朝令夕改，那就只能靠卖田宅、鬻子孙来求活。”
“可商贾呢？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带着他们积累的奇赢之物，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无农夫之苦，而有仟佰之得。”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势力超过官吏，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着好车驾着肥马，穿着丝绸披着白缯。这就是过去百年间，商贾之所以兼农人，农人所以流亡的常态……”
“这是农家与大多数小农的看法，未免失于偏激，但大多数皆是实情。”
总之一句话，资本家的良心，信不得！
所以农家里原教旨主义的那一批人，才极力主张，要将商贾统统干掉，让世界恢复到上古自食其力的时期。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关东六国商业繁盛的背后，问题着实不少，一部分人是先富起来了，集市也热闹了，奢侈品极受欢迎，但许多农民仍挣扎在贫困线上，六国本身，也没有因此而富强……
至于一些人觉得“只要发展商业就能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更连影子都见不到！
巨贾们但凡有积蓄，除了购买奢侈品以炫耀富贵外，便一门心思兼并土地，土地越多安全感越大，此外便是如吕不韦般，搞政治投资，将金钱化为权势，从而真正实现阶级的飞跃……
说白了，你别看战国的巨贾名义上是商人，可他们的思维，仍是农夫，仍是官本位那一套！
更有甚者，还有人为了利益，与异族勾结，铜铁等禁品也偷偷运送出塞！黑夫已掌握了乌氏裸与匈奴暗通的证据，只可惜这老贼奸猾，任黑夫热情邀约，就是待在羌地不回来，这肥羊不太好宰。
“五蠹。”
张苍接话道：“吾师兄韩非也觉得，商贾，尤其是巨贾，乃是邦国躯干上的五蠹之一。”
翻译过来就是国家蛀虫……
“这也是商君之所以重农抑商的缘由。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免从事本业的人少，而致力于商贾末业的人多。”
秦人农夫的生活，比关东一般市民要苦，没办法，官府掌控力强啊。若让他们发现，自己辛苦砍人头换来的官爵，商贾花钱就能买到，自己辛苦一年的耕作，商贾半年就能挣到。
那谁他娘还愿意为国耕战？早就十万人民九万商了！
农民是绑定在土地上的，每年有固定的产出，其庞大的人群和稳定的居所，是国家征税最方便的对象，粮食、布匹都是刚需。
而商贾则跑来跑去，又无实际生产，总是将左手买的右手倒卖，他们投机的逐利行为，甚至会引发物价的波动，对稳定十分不利。
所以在商鞅为秦孝公规划的蓝图里，商贾，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政治作用，和二战时的德国犹太人差不多……
在秦国，商贾被课以重税，并按照人口的数目（包括家中奴仆）分摊徭役，每逢战争爆发，市籍和赘婿，是最先被征发的人群，被拖到前线做炮灰。
为商贾划定市籍和专门的居住区域，让他们穿白衣作为标志，不经允许不得外出，严禁衣丝乘车，子孙不得为官吏，地位只比刑徒奴隶高一点。
大秦立国的基础，农民和军功地主们，顿时就觉得舒服了。
农民指着那些卑贱的商贾对子弟说，切勿为贾，与彼辈相比，吾等还有何不能满足？他们的出路，便只剩下作战种地。
军功地主则享受政治、经济上的利好，再没有无尺寸之功却家累百金的暴发户在眼前晃荡惹他们心烦。
唯独商人，政治地位被踩到泥巴里，经济地位则根本体现不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还做商贾干嘛？于是秦人除非真活不下去了，否则，宁可被官府分配给人做雇农，也好过为贾啊！
商鞅洞悉人性，他成功了，自此利出一孔。
除了讨得秦始皇帝欢心，得到政治豁免的乌氏裸、寡妇清外，秦国再无大贾，贩夫贩妇更卑微不已。
而在国家层面，商鞅做得最绝的事，是严格实行官府专营，粮、酒、盐、铁、铜，只要是能想到的方方面面，都由官府包办。在关东各国，被封君、巨贾从中截取的利益，在秦国却源源不断流入官府的肚子里。
吃完农业租税，继续吃专营红利，六国官府空有膏腴之地却仍由蛀虫泛滥，饥肠辘辘时，秦国体魄却日益健壮，最终吊打了六国。
这是制度的胜利，是法家的胜利，也是重农主义的胜利！
不过话说回来，重农抑商，后世总是口诛笔伐，好像这就毁了中国文明，让中国错过了“资本主义”一样，却鲜少有人真正想过，为何要这样。
重农是永远没错的，抑商也绝非错误，而是在特殊年代里，不得不施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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