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沟通，顾骜对于贝托鲁奇和《末代皇帝》的态度渐渐明确下来：既然阻止不了，而且这个时代要刷奖没有别的选项，那么就顺势推一把吧。
艺术片的收入性利益没什么好眼红的，本来就没多少。
剩下值得谋取的，就无外乎名声、人情、人脉、历史地位这些无形资产。
名声和人脉属于基本操作，顾骜都有过两次经验了，具体没什么好赘述的。
“历史地位”方面，会谈结束后，顾骜就想到了一个可以运作的点。
顾骜前世对《末代皇帝》的很多幕后了解，都来自于矮大紧的脱口秀节目。
他由此得知《末代皇帝》是历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被政府许可在紫禁城里拍摄的商业/艺术电影（资料性的不算），影片耗资巨大，中方给予的配合程度也非常惊人。
虽然，就当时的客观环境而言，“到紫禁城里全程实景拍摄”这个噱头，对于后来影片拿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着实起了一定作用。
但站在后人的角度来看，这种配合尺度和殊荣可能有些过了。尤其是后世到了21世纪，民间氛围逐渐变得皇汉，很多人士对一部晚清戏占据这个唯一的历史地位忿忿不平。
顾骜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扮演一个孤独的先行者，上书言事，表明一下个人姿态，用“保护文化古迹”的大义名分，反对一下剧组进入紫禁城实景拍摄，并建议建立专门的影视拍摄基地。
“保护文物古迹”的理由，物理和科学层面当然是充分站得住脚的，因为很多古物都经不起过度曝光，每年的累计照明光通量都是有限额的，否则就会加速老化。这也是很多博物馆里之所以禁止拍照的原因。
同时，顾骜也知道，他这种反对最后当然是会失败的，所以无非是捞取这个首倡名分的义旗——这就有点像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建国初年上书言事保护京城的古城墙，乃至其他一些传统建筑。
虽然梁思成和林徽因注定是失败的，没能保护什么东西，但后人会记住他们的功绩。
到了21世纪，社会舆论宽松后，多少公知文青乃至普通知识分子，开始各种纪念梁思成，甚至形成了“每当京城如何如何时，我们都应该想起咱欠梁思成老先生一个道歉”的网红句式。
顾骜今天表个态，在历史中留档，将来社会变得开始尊重历史和古文明后，自然会有人站出来为顾骜的超前想法鼓吹。
甚至眼下为此稍微被文化BU有关领导批评两句，也在所不惜，反而可以为顾骜将来毕生的正确打一打悲情牌，把他打造成哥白尼伽利略式的悲情英雄。（而且是最终成功了的，不是伽利略这种一辈子扑街的）
……
定下了这个思路后，一行人刚刚离开文化BU的办公大楼，顾骜就截住了贝托鲁奇：
“贝托鲁奇先生，我还有一点希望您配合——刚才我听乔总说、如果您接受拍摄任务，部里愿意给予最大限度的配合，包括在紫禁城内全程实景拍摄这一前人从未有过的待遇。”
贝托鲁奇并没有意识到顾骜想说啥，所以很是得意地回复：“是的，顾，这有什么问题嘛？我承认，这是吸引我接下这个任务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因素，我完全可以想象，仅凭这个噱头，将来电影完成后，在评奖时就能额外高升至少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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