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是什么让您选择了最终放弃仕途上的发展，选择专注经商呢？我们知道，您在美国求学期间，确实半工半读取得了惊人的商业成就，可是，这点金钱上的利益，与您可能达到的前途高度相比，我们觉得不算什么。
至于去年年中的时候，您被人攻击并且辞职的理由，我们搜集了各方资料后，也觉得并不是什么大事儿——去年年底，随着南面某些事情重新定性，您的形象已经变得非常正面了。如果您愿意把生意交给别人，完全是有机会回归仕途的。所以，促使您决断的最底层因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这些天都看得出来，您不是一个爱钱的人。”
顾骜微微有些想笑，他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看出来“他不是一个爱钱的人”的。
估计，就是从他捐出了一千万美金种树治沙看出来的吧。
只能说，85年国内的记者，对于美帝那套一边赚大钱一边搞慈善的资本家套路还不太熟。
不过，问题还是要回答的。
顾骜假装想了想，抛出了一个他早就酝酿好的答案——当然，他的酝酿，是准备写进历史书的，并不是为徐记者今天的问题酝酿的，对方只是恰好撞到枪口上了，那就拿来用一用吧。
“我之所以不想再在仕途上发展，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我是因为身处一个特殊的时代变革节点，八年前机缘巧合、刚刚初二毕业、下乡了几个月就参加了第一届恢复的高考。
所以我事实上是跳过了别人的高中时代，十四五岁就上了大学，又赶上了做那些适合我发挥、能够出成绩的风云际会，八年来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
我这个速度，在仕途上来说，算是坐火箭一样了，但我也很深刻的知道我的短板和认知缺陷。因为我一辈子都是在中国的发达地区生活学习和工作，这次来榆州治沙之前，我到过的最内地的城市，是徽省的省城庐州。
所以我对基层太不了解了，也不知道民间疾苦。我在做公务员的时候，离开岗位前已经是福厅级待遇了，后来到国企任职时，更是按照正厅级待遇配的企业，也就是做华兴通讯的一把手，虽然只做了短短几个月。
我觉得，我这样的履历、这样的级别，如果继续做官，也不可能看到底层和偏远地区的疾苦了。通俗地说，那就是脱离人民。
而以我的年龄，如果继续做官，未来又有可能升到一些我不敢想象的高度，我觉得让一个没有深入过群众的人担当这样的职责，风险有点大，所以我很有自知之明。在商界继续当一个爱国人士，既可以做贡献，又不至于因为脱离人民、不深入群众造成什么公器的损失。
就算我看走眼了，无非也就是自己生意上赔点钱嘛——做商人需要各式各样锐意进取的专才，而做官需要的是品性端方、性格稳重、眼界全面的人才，人尽其用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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