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弊易，一日千里；除弊难，百日一步！”夏鲁奇沉声道，“除弊难，从根结上清除种种弊端更难。”
一句话，说的李从璟精神一震。
夏鲁奇继续道：“好比医者医人，病患病入膏肓，若要根治其病，少不得刮骨疗毒。而刮骨疗毒，必得医道圣手，先入皮再入肉，免不得几番鲜血淋淋，饶是如此，也难保证尽除毒物；而若是只治其表，便是一介寻常大夫，用药半旬，也可使得肌肤光鲜如初——但若如此，又有何用？”
李从璟道：“请深言之。”
夏鲁奇叹息一声，“方才殿下言及，孙芳传明明推行新政不力，为何每岁财赋却不差。殿下可知本朝韦坚、王鉷旧事？”
李从璟摇头，这两人他没听说过。
夏鲁奇道：“天宝年间，韦坚为敛钱财，于江淮转运租米，取州县义仓之粟，转市轻货，专门差遣富户来押船，这样一来，若是途中遇到事故，造成迟留损坏，韦坚便借故向船户大肆征收钱财。靠着这种手段，每年他都能给朝廷聚敛许多钱财，玄宗却以此认为他才能出众，提拔重用。”
“玄宗在位日久，用度日益骄奢，没有节制，内库渐渐不支。王鉷时为户口色役使，便巧立名目，大肆征剥财货，每岁敛财百亿，而玄宗以为能，圣眷日隆。”
“孙芳传虽未勉力推行新政，却靠着种种手段，获得许多资财，故而每岁财赋并不见亏欠。可恨他在太原根基深厚，前任节使又年老昏聩，治他不得，竟使他在太原胡作非为了多年。”
李从璟一时无言。
他这才意识到，李嗣源让夏鲁奇出镇河东，怕是早就察觉了孙芳传的种种不轨之处，只是暂时没有证据，这才让夏鲁奇来整肃河东。
河东如此，其它地方呢？
李从璟不用多想也知道，官员清明、朝廷大力监督的地方，或许没有这些情况，但天下州县众多，中间还有许多节度使，怕是也有不少地方像河东一样。
一言以蔽之，州县财赋充足，给朝廷贡献的赋税多，地方并不一定就治理得好，官吏并不一定就是清官良吏。
新政推行数年，成效非凡，但其中有多少挂羊头卖狗肉，借机在地方以不法手段敛财，而后向朝廷邀功请赏以获升迁的？李从璟回答不上来。
夏鲁奇又道：“地方官吏为应对朝廷督察，手段层出不穷，便是地方新政推行不力，这些人也总能选一处地方，营造出新政繁盛的景象，以应付朝廷督察官吏，就更不必说有些个督察官吏暗收贿赂了。”
“一些地方重臣，如节度使者，与朝廷官吏素有来往，或为故旧，或是姻亲，或有勾连，所谓法不外乎人情，即便那些朝堂重臣本身非是奸佞，也碍不过人情世故，总有给人行方便的地方。毫厘之差，千里之别，中枢对某些关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方上就足以是另一番天差地别的景象。”
夏鲁奇看向李从璟，“以度量之制为例：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升为大升，三斗为大斗，十大斗为斛；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又山东诸州，以一尺二寸为大尺。”
“本朝先前屡有明令，规定度量之制，但天下大乱以来，诸侯林立，各用各法，导致各地度量不一。今日州县内征赋役用大升大斗大两，明日向朝廷贡献赋税则用小升小斗小两，就更不必说夹杂一尺二寸这样个别地方的度量，天下州县众多，朝廷如何核实？如何纠察？又是否能查到实情？纵然查得实情，州县上贡赋税时，会不会买通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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