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司马公引用的“於人有损伤，不在自首之例”这一条，明显不适用于阿云案！
韦大躺在那里让她杀，十几刀都没有杀死，不管是人的问题，还是凶器的问题，这说明因当事人在当时不存在杀人的行为能力！
其次，是“违律为婚”这条罪状，犯罪主体不明确。
阿云一介孤女，懵懂无知，这条罪状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是替她订婚的叔叔，而不该是阿云自己！
就算是阿云之前答应，反悔的目的也仅仅是“嫌其貌陋”，但是至少说明了当事人的态度，她对于这桩婚姻，是抵触的！即使不能不作为“违律为婚”的犯罪主体，至少也不是主要的犯罪主体！这项罪名，不该油她来承担，或者说，不该全部由她承担！
第三，就是“谋杀已伤”后的自首是否符合减刑条件！
盗杀后自首，其所因之罪——盗窃罪，都能够赦免，虽然没有法律明确规定阿云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得到结论。
阿云案中，阿云不愿意与韦大成婚，尤其在这婚姻还是不合法的情况下，其犯罪动机，明显轻于偷盗，其犯罪实施的结果，又是如此轻微。
因而纵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也应该认为，阿云的自首，相较于盗杀后自首，是符合免其“所因之罪”的条件的！
这些其实都是法律条文的瑕疵，在阿云案这个用现有律令不能维系公平的特例里，该如何判决？
臣以为，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判决结果必须体现法律背后的精神，能够维护和引领法律的权威和公正，而不能伤害它。
法律精神是什么？是保护所有人的法定权利，倡导公平，是维护社会稳定有序，是引导所有人从善弃恶的行为准则——无论如何，绝不是为惩治而惩治。
换个说法，法律不外人情。
在断案依据明晰的时候，可以援引法律判定的时候，需要坚定执行。
但是在律例无法做出判定，引起如此大争议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根据人性中的共善，做出大多数人认为公允的判决。
这正是陛下的敕命存在的最根本意义，也是皇命可以干预法律的唯一之理由！
陛下的意志，平时不应当干预司法，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因此请陛下维持大理寺根据现有法令的做出的判决，以维护皇宋法律的权威性，但是同时下达敕命，给阿云减罪，兼顾判决的合理性。
最重要的，事后定当根据此次案件，调整相关律令，明确其中的含糊之处，以使后来法司有所依凭，今后遇到此类案件，无需陛下的敕命即可做出正确判断。
这封奏章完全符合苏油的风格，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且眼界高过了司马光和王安石，巧妙地将法律条文和法律精神进行了区分和对立，以解决争议问题。
看似与政治立场毫不相关的讨论，但是朝中不少人精，立刻看出了司马王苏三人的不同。
这篇奏章，其实就是苏油的政治立场的宣言，如果说司马光是保守派，王安石是激进派，他苏油，则不依附任何一方，是温和改良派！
四月，赵顼下诏，勉慰大理寺诸人坚持原则的同时，也手诏许遵，对其坚持维护法律精神的作为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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