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全盘获悉了桐工作之后，立刻天才般的制定了一个三号计划。
“三号计划”的核心在于，派出“要员”，和日方进行所谓的和平谈判，利用谈判，迷惑日方，最大可能的为国民政府争取时间，准备下一次的决战。
这个计划，和孟绍原派出的“何平生”，拖延了日本进攻长沙的脚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而戴笠最大胆，最富有想象力的一点在于，这个“要员”的名字叫：
宋子良！
委员长的小舅子宋子良！
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
问题来了，这个宋子良是宋美龄的哥哥还是弟弟？日本人根本弄不清楚。
的确有宋子良这个人，但问题在于，没人知道宋子良长得什么样。
只知道此人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很低调，基本不和外界接触，后来去了美国。
回国后，他没有和哥哥宋子文一样从政，而是选择了做生意。
借助着家族的金字招牌，他挂靠了很多公司的董事长。
其余的？一概不知。
谈判当天，出现在今井武夫面前的“宋子良”，四十岁左右，面容白皙，身材不高，英文说得很好，手里拿着一根雪茄，态度谦谨。
双方的谈判地点安排在了香港东北洋行进行。
中方代表为宋子良和张治平，而日方为了保密，今井武夫采用了东北满铁社员“佐藤正”的名字。
谈判期间，宋子良说出了安排委员长与坂垣征四郎的直接会面的可能性，而今井武夫则提出必须由坂垣将军、委员长和汪精卫，在一起共同协商参与的三方会谈。
就这样，一场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谈判，以一种类似中国传统黑帮讲和的方式展开了。
可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今井武夫总感到哪不对劲？
宋子良作为一个谈判代表，怎么能轻易说出蒋委员长跟坂垣将军进行会面呢？
而此后发生的两件事，更加深了今井武夫的猜疑。
此次会谈同样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双方依然约定了下一次正式会谈的相关事宜。
首先，两国各派出三名代表以个人方式在香港举行一个预备会议，双方人员必须拿出各方领导人的委任状，并且经过双方各自确认无误之后，再约定正式会晤的事宜。
在接下来的会谈里，日方代表出示了由陆军大臣畑俊六和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开的委托证明书。
可是，中方出席的3名代表并没有出示委任状。第二天三人只拿出一份由国民政府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开的委托证明，而不是军方高层开具的委任状。
谈判进入尾声时，中方代表才拿出了由委员长签署的委任状和备忘录，上面还有军委会和委员长的印章。
但委任书上的宋子良却变成了宋子杰。
为了弄清事实今井武夫暗中调查了宋子良的档案记录，发现宋子良仅出生年月一项，就有1893年、1899年两种说法。
为了弄清楚事实真相，今井武夫暗中拍摄下了宋子良的照片，带回南京交给熟人进行辨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