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问题历来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抗日县政府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即“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就是地主向农民收取的地租，由原来每收粮一石交租五斗减为收1石交2.5斗，地租减少了一半，地主富农向农民的高利贷由原来每百元月息3分、5分“大价一”减为“分半”即月息最高不超过1分半。
王致虞做得第三件事就是重视教育，在原来抗日小学的基础上，建立抗日陆军小学，对他们进行军事教学，为将来提供预备兵员。指示各村建立夜校、冬校，对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进行政治教育和识字教学，提高政治和文化修养，夯实民间抵抗思想，训练民众抵抗力量。整个根据地民众斗志昂扬，积极生产、踊跃上交军粮、军鞋，严密警戒，及时发现敌特活动和传递日伪军进攻的情报，把根据地建设成了军民一体的战斗堡垒。
王致虞做得第四件事就是对根据地党政人员进行审查工作，鉴于中区副区长张怀贤等叛变投敌以后对抗战工作的破坏巨大，同时日伪的情报人员多次到根据地刺探情报并大搞策反、刺杀、散布流言等活动，隐藏在根据地的敌伪“内线人员”活动频繁，大量根据地的情报被敌人掌握，王致虞特别成立审干队，通过自身的情报网络，审查党政军干部、掌握一切外来人员的行踪、对被刺杀的干部群众逢案必破，从而挖出日伪情报人员二十余人，并在上报请示后全部予以枪决，大大震撼了日伪情报机构，派进根据地的情报人员往往一无所获，还时常被捕获，渐渐地便不再派遣，根据地得到了一个相对稳固的环境。
王致虞做的第五件事就是大力发展生产，鼓励群众多垦荒地，特别是对因洪水逃入根据地的大陆泽三县难民特别照顾，以政府的名义分配土地，贷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在山地上推广了山药、土豆和南瓜的种植，使粮食产量得到了大幅提高，在根据地大面积减小、敌占区征粮困难的情况下，仍旧完成了军粮、军鞋和烧柴的上交任务。同时大力发展大户和商户与敌占区的贸易，购进棉花、布匹、油料、食盐、钢材、火药等急需物资，給驻长沟后勤基地的被服厂、修理厂、印钞厂送去大量物资和粮食，发挥了冀西兵站的作用。
王致虞做的第六件事就是召开仕绅大会，共商国是，共克时艰，在王致虞的开导下，竟然同意了减租减息。原来，每当日伪军仅根据地扫荡，这些人家尽管人员都跑出去“躲鬼子”，但房子往往因高大宽敞成为日伪军军官的住所，供奉祖先的祠堂往往成为日军养马的场所，是可忍孰不可忍！更何况一应上好的家具、埋藏的金银、坚壁的粮食也往往被日伪军挖出运走，大户人家数百年积蓄往往一日成空，一般中户人家往往一夕财产殆尽，使他们明白了国破家必亡的道理，也让他们认识到与其盘剥乡党做日伪的守财奴，还不如惠及乡民落一个仗义疏财的好名声。更何况，日伪军扫荡时，是各级抗日政府通知他们转移的，家口多又是乡亲们帮助转移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士绅都愿意减租减息，王致虞就发动群众同地主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结果一部分士绅想通了，另一部分士绅暂时妥协后则走上了反面。通过这一运动，大批农民参加了农救会、武委会组织，树立了农民在农村的优势。改朝换代也不曾改变的农村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农民，贫苦的农民，几千年来始终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并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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