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从来都是妥协的艺术，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郭荣看来，自己麾下的伐唐大军缺粮少钱，自然就要从各地州县征用。
即便刚收复的淮南七州皆遭遇了兵灾，百姓仓禀皆不丰足，而且错过了春种，夏粮也很成问题。
在三月初，郭荣对新收复的七州颁布了诏令，严令各州驻军和官员不得惊扰百姓，并免除七州百姓除了夏秋两税外的一应苛捐杂税。
而且为了笼络七州人心，郭荣甚至不就地征召百姓强攻寿州，而是从周朝腹地调民夫来参与攻城。
在派窦仪去淮南七州征收钱粮之前，郭荣早就派出了御史台的十几名御史，赶赴河南山东各州县征调粮米。
这些御史在去年的限佛新政中立下大功，郭荣对他们期待颇高。
只是这些御史至今成效不显，从各州县运来的粮米远赶不上周军消耗的速度。
所以不得已之下，郭荣只能委任窦仪为行在三司使，赴新收复的淮南七州征调钱粮。
相比十几万伐唐精锐的安危，这七州百姓的温饱，自是不值一提。
皇帝作为政治首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取舍，郭荣未做过多思索，就认定伐唐大军是天平两端更重要的一端，并舍弃了自己先前定下的仁政策略。
而在李延庆、赵匡胤和马崇祚三位滁州主官看来，滁州百姓的温饱却更加重要些。
三位主官也很清楚，从国家层面考虑，伐唐大军的重要性，必然远超滁州这一州百姓。
但三位主官的政绩，又与滁州百姓息息相关。
若是三位主官服从朝廷的诏令，将滁州府库中的钱粮一并上交，那便会失去救济滁州灾民的物资。
这就会导致城中罪犯飙升，州狱人满为患，州境动荡不堪。
待到六月夏税时，中央的官员下来考核政绩，滁州官场自然没法交出一份出彩的答卷。
在其位，谋其事，三位主官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政绩。
为求心安，三位主官在思考如何蒙骗窦仪时，甚至会想出各种借口，来确保自己欺君罔上行为的合理性。
譬如自己是为了滁州百姓的温饱，才不得不截留粮米；朝廷下辖一百多军州，滁州就三个县，地狭民少，府库中粮米相比周军的消耗，只是九牛一毛，少了滁州这点粮米，并不会妨事......
第二日上午，李延庆刚到临时州衙，还没开始审案，就被赵匡胤叫了过去。
滁州城三位主官围坐在一张方桌旁，集思广益。
赵匡胤官阶最高，首先开口：“昨日没能拿出个法子来，两位今日可想出了什么好法子？”
在三人中，赵匡胤是最渴求政绩的。
赵匡胤此番南下，郭荣没有给他安排什么好差遣，围寿州没他的份，打扬州也没他的份，只是领着五千铁骑军击败了皇甫晖，拿下了清流关和滁州城。
皇甫晖一把老骨头了，还是中原降将，手下几千杂牌州军，击败他，算不上什么大功。
滁州城，一座周长不过七里的蕞尔小城，拿下它，也算不上多少功绩，韩令坤攻下的扬州城，周长可足有三十三里，算面积，一座扬州城抵得上二十几座滁州城。
既然武功不显，那赵匡胤只能退而求其次，追求点文治。
知州马崇祚并不出声，而是扭头看了眼李延庆。
在三人中，马崇祚是最不在意政绩的，他都六十好几的人了，处于告老还乡的边缘，再多政绩也没法升官，但也不会拒绝送到手的政绩。
毕竟功绩能够荫补后代，而且还能提高自己的退休待遇和去世的规制。
这时候官员告老还乡，一般会官升一到三级，并获得对应的薪俸，升多少级，取决于官员告老前立下多少功绩。
而官员去世之后，朝廷还会追赠官阶，这与官员生前立下的功绩息息相关。
这两项待遇，决定了马崇祚往后人生的生活水平，以及身后名誉，他还是想追求一番的。
李延庆低声咳了咳，徐徐说道：“下官以为，昨日马知州说的那个法子，就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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