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大昌律法《昌律疏议》规定：“非因斗争，无事而杀，是名故杀”。意思就是认为姚文秀杀妻是事出有因事而杀，不是无事而杀。
刑部和大理寺只想快点了事，没有深究案件具体发生的情况，直接就判：“以姚文秀怒妻有过，即不是无事；既是有事，因而殴死，则非故杀者。”这起非故杀的案件初审结果下来了，也许就是姚文秀所预想的那样，他杀媳妇是因为是二人争吵，但不是故意杀人罪，于是就定为了斗杀人罪。判免官，杖三十。
刑部在复审此案时。认可了这一判罚，这时候有个叫崔元式的大理寺的小官，却直接给刑部上书表示反对。这样的事情如果反对，只能抠字眼，对《昌律疏议》进行解释，崔元式认为：既然姚文秀身上无伤，相击（互殴）就不成立，他媳妇不是当即死亡，而是当晚死亡。所以不能定为斗杀，应该定为故意杀人。（相争为斗，相击为殴）“故杀”和“斗杀”虽一字之别，但是在量刑上却有着巨大差异，“故杀”即故意杀人，而“斗杀”和过失杀人差不多——“准律，相争为斗，相击为殴，交斗致死，始名斗杀。今阿王被打狼籍，以致于死，姚文秀检验身上，一无损伤，则不得名为相击；阿王当夜已死，又何以名为相争？既非斗争，又蓄怨怒，即是故杀者。”姚文秀的妻子阿王被打得遍体鳞伤，以至于死亡，而姚文秀身上却一无损伤，这明显不是因为相互斗殴而死，两人“既非斗争，又蓄怨怒”，姚文秀他就是故意杀害！
尽管男尊女卑观念深入人心，但把媳妇殴打致死这样的情节过于恶劣。
此时，刚刚担任中书舍人的白居易，在长庆二年五月十一日，为此事上书皇帝。照理说，白居易不是谏官，也是刑部和大理寺的官员，他是没有理由参与此事的，但他就是上书了，也是够神奇的。
在这封奏章后被命名为《论姚文秀打杀妻状》的奏章中，白居易对此案作了相当精辟的分析，他指出了斗杀和谋杀、故杀的主要差别。主要就在于杀人的主观意识，是有心还是无心。是不是谋杀、还是激情杀人。如果是偶尔相争，一殴一击，属于斗杀意外而死。就是说凶手和被害者双方并没有恩怨，在偶然的情况下突发纠纷，双方互殴导致的死亡，就是意外而死亡。如果是案发前就存在怨怒，已经对受害者怀有杀心，以相骂等手段挑起争斗，然后借机殴人致死就是谋杀，不同点在于在于有没有杀心杀人的直接故意——“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杀人，杀人了，即曰‘我有事而杀，非故杀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岂有无事而杀人者？”天下所有的杀人犯都可以说：“我是有事而杀”，他们都不用死罪。所以，判案的时候不应该从“故杀人罪”的定义上来看此案的性质，不是说只要发生了打斗就是“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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