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西南的这座常平仓接待了自太宗皇帝太平兴国二年（977）建仓以来，官阶最高的一行官员。他们今天将在这里研讨为什么建仓将近七十年，大多数时候常平仓就和现在一样，一粒粮食也没有，根本无法发挥平抑粮价的作用，更谈不上赈灾了。也为下一次御前会议做好准备。这其中的问题有很多，历任官员都睁只眼闭只眼，不愿意趟这滩浑水。这次御史台铁了心要上奏，仁宗皇帝坚决要求调查，才不得不组会，给予一个答复。
庆历时期的言官虽然还没有傲慢到罢相的程度，但已经跃跃欲试，御史中丞王拱辰首先发问：“中书的平章事一位都不到？”中书省当然是高于御史台的，无论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还是参知政事职位都在御史中丞之上。但无论地位高低，官大官小，最终的权力还是发言奏事的权力，因为皇帝掌握着绝对的权力的，谁能够通过发言影响皇权的行使，谁的权力就大。这一点早就被言官认识到了，大宋的言官不断加强言官发言的权力，甚至要求不允许追究言官发言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官阶不高，但权力和影响力极大。
面对王拱辰咄咄逼人的问题，参知政事范仲淹也要谨慎作答。虽然参知政事是仅次于平章事的宰执，但今天到场的枢密使贾昌朝朝中资历深，御史台也是新仇加旧恨憋了一肚子气，三司和司农寺、常平仓这样的基层部门一定也是积累了满腹的委屈，如果回答的过于强硬也不好收场。此时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两位，一位是晏殊，一位是章得象。这二位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都定不了，原因是此二人久居高官认清了很多行政事务的复杂性，亲身经历过各种不成功的处理，也就不再有任何鲜明的态度和举措。晏殊是怎么都好，你说怎样就怎样，都听你的，至于执行的细节你们自己处理好就行。章得象恰恰相反，你说的什么都行不通，事事都做不得。他俩来开这个会还不如不来。
范仲淹道：“王中丞，范某今受晏相、章相委托，定当对情况了解后，回政事堂悉以咨之，不负陛下之重托。”还不得不把陛下搬出来。
欧阳修道：“请三司向中书和枢密院呈报各路常平仓情况！”
三司使叶清臣道：“从景德三年（1006），常平仓就一直由司农寺管理，三司不直接干涉司农寺事务。”
司农寺卿李雷此时才是尴尬，大宋此时的司农寺的职务有不少都是寄禄官，所谓的寄禄官就是按照此官的官阶领取俸禄，早就不是实际差遣。司农寺原本隶属于三司户部，景德年间大量增建常平仓后，由司农寺直接管理，三司不问入出。而实际运行中各路都有提举常平司，而各常平仓都建在地方州县，地方在实际管理。李雷平时在馆阁任职，天天整理文书，哪会去过问常平仓？既然今天担了这名号，就得硬着头皮来了。
李雷道：“全国各处常平仓基本都处在无粮状态，无法实际运转。”
王拱辰道：“常平仓是利国利民的民生工程，太祖、太宗朝都运行良好，为什么如今荒芜？”
常平仓监李嘉回道：“常平仓在市场粮价高时低价粜出，市场粮价低时高价籴入。没有稳定的财政支撑无法长期维系。自真宗朝增建就难以维系，宋夏开战以来几无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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