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清臣问到：“根据常平仓制度，籴入的价格不能高于粜出时的价格，怎会不能维系，还应略有盈余。”
李嘉回答：“但实际无法做到，粮食不是货币无法长期储存，常平仓每三年就要卖出所有旧粮，到时无论粮价高低都要卖出。更不用说赈灾时完全放出。”
三司度支副使杨偕说道：“从保元元年到庆历二年，连续每年向陕西四路增加调拨军粮，确实无法保证常平仓的财政拨付。”
枢密使贾昌朝道：“全国之内总有地区粮价起伏。如果各路常平仓内部可以做到灵活调度，即可通过各地粮食丰欠差异维系常平仓运行。”
叶清臣回答：“各路常平仓设置时考虑到要各自发挥作用，保持了距离上的间隔，负责运输的衙前役是各州府最难摊派的徭役，最易激起民怨。如果没有畅通的渠道和精准的规划，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已抵消了差价收益。而且物资转运由各路转运司负责，直接隶属于中书省管理，三司不掌握数据。”
范仲淹问道：“去年财政收支情况如何？”
度支副使杨偕回答：“总收入四千四百万贯，在辽未增加岁币的情况下开支四千五百八十五万贯。朝廷在四川、陕西路增发了二百万贯交子（纸币）。”
在场的所有人默然。这不是常平仓监没能力，这不是官吏腐败，这不是冗官、冗兵。这是什么问题呢？没有能够维系常平仓持续运行的制度保障，只能依靠国家财政。而国家财政容易受到各种内部、外部环境的干扰。为什么没有制定制度去维持常平仓可持续发展？因为连一个对常平仓负责的部门都找不到，二府三司只发号施令，司农寺没有任何行政力量保障常平仓的财政度支，常平仓作为一个基层部门，没有权力利用盐铁司专卖所获得的收益去发展民生工程，没有发放贷款盈利的权力，根本无法运行这个机构。
大宋到今天国库拿不出一分钱，用什么保障民生？三省六部都已形同虚设。中书和门下都已不联合办公，基本是一个部门两块牌子。尚书省几乎丧失了所有实际功能，那些宰相、朝廷大员有时都直接兼任转运使，他们怎么会去向一个户部侍郎去汇报工作、报告数据？司农寺、大理寺等各寺也都失去了实际职能。
如今的大宋朝财政入不敷出，百姓不堪重负，政务上不传下不达，而这个时候范仲淹他们倡导的改革却主要针对的是冗官，去考核官吏的勤勉，裁削官员数量，那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收到实效呢？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不得不考虑这个现实的问题，但这也是他们最害怕的问题。因为牵扯到国家要用钱，钱从哪里来？从百姓中来，是不是到百姓中去似乎远没有从百姓中来受人关注。这些正人君子自始至终学的都是儒家伦理，关爱百姓不扰民，没有任何著作指导他们如何维系国家的行政运行。在他们的思想里，钱不在百姓就在官府，百姓拿钱是度日，官府拿钱是贪官污吏在挥霍，君子怎么可以找百姓要钱呢？但如果政府没有钱，像常平仓这样的民生部门如何运行维系呢？
不是范仲淹读书少，确实没有这方面的书让他读。殊不知伦理学尚且有多视角的观察，而只使用单一视角的伦理治国将显得多么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