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可以获取许多帝国的经济数据，这是做地方官或在其他部门难以得到的。三司是一个奇妙的机构设置，是大宋政治制度设计的“精妙”之处。
唐代的三省六部中三省也称政事堂，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分工是明确的。中书负责政令编制，门下负责审核，尚书省由六部组成，负责执行。六部就是国家的六根巨大支柱，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中，任何一个部的尚书、侍郎都是一跺脚地动山摇的实权派人物。因此尚书省看似执行部门，权力在政事堂内部都大的不可撼动。中书侍郎、门下侍郎这些宰相的权力也特别大。在皇权与相权的博弈中，皇权渐渐吃不消了。就有了大宋朝将户部、财政方面的事务纵切一刀，交由三司管理。将兵部、部分吏部的职责再切一刀交由枢密院负责。其他几部也被打的七零八散，大宋朝的官员有横有纵各自为政。似乎都在管事，但谁也管不了什么事，责任不清相互制约。赋予你职责的，不授予你条件，让你没能力管。授予你条件的，不赋予你职责，让你管不着。连官职和差遣都是分离的，官职只体现官员的俸禄，差遣才体现官员的实际影响力。叠床架屋的混乱官僚体系到了仁宗朝已经混乱不堪了。
王安石在度支司看到：在太祖开宝年间军队达到了三十七万，太宗至道年间达到了六十六万，仁宗庆历年间达到了一百二十六万。大宋的军队可都是募兵制的职业军人，所有开销全由政府支出。太祖时期的经济数据王安石已经很难详查。太宗至道年间，收入是两千两百二十五万贯，每年还有盈余。过了不到二十年，真宗天禧年间，收入达到了一万五千零八十五万贯，支出达到了一万两千六百七十七万贯，也算略有盈余。可怜的大宋子民撸起袖子加油干，让财政收入增长了五倍，却始终赶不上支出的增长。到了仁宗嘉祐年间，赤字已经达到了两千万贯了。百姓干的越辛苦，国家越贫，百姓越困顿。可见帝国的财政状况一点也不比帝国的军事状况好，进入了怪圈。
大宋皇帝害怕掌兵的武将权力太大威胁皇权，就让枢密院与三衙分割调兵与练兵的权力，三衙管军事建设，枢密院管调遣。让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结果皇权稳固了，但需要年年向辽、西夏割地赔款。大宋皇帝害怕宰执的权力太大威胁皇权，就把政务分割，使其之间互相牵制。到了宋仁宗嘉祐年间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贫国弱兵”的局面，史称“积贫积弱”。国家积贫积弱，但只要不颠覆皇权，都不会引起大宋皇帝与士大夫的重视。赵宋朝官家邀请士大夫“共治”的不过是“民”，根本不是“国”！难怪有人说，至于国事之权宁可交给外戚与宦官，也不会分给士大夫。好在文人有智慧，把这个概念模糊处理了一下，就不区分“国”和“民”了，就叫官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吧。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王安石和许多士大夫一样都“以天下为己任”。他顾不上吃夫人刚从开封街头卖回的热腾腾的包子，拿起笔写下了那篇著名的《言事书》。由于洋洋洒洒万余字，也被称为《万言书》。创作这篇上仁宗皇帝的《言事书》特别有王安石作文的特点——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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